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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当代东北小说马意象悲剧意蕴探析 现当代东北小说的马意象具有浓郁的悲剧性，这是源于马神话的影响。本文所选的五则马神话中有三则神话为悲剧，按照悲剧理论，这三则神话包含了以下悲剧元素：第一，以社会力量的冲突为矛盾基础。马神话分别反映了东北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民族之间、阶级之间、善恶之间、生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二，正义力量被压制或毁灭。马的生理特点及品性获得了忠诚、勇敢、善战、强悍、善良、勤勉和尽职尽责等正义思想情感和想象，神话中，神马和恶势力顽强抗争，其结局是代表着正义力量的马或死去或被俘，同样代表正义力量的马的主人也在劫难逃。 弗莱认为，文学是“移位”的神话，因为神话表达了所谓的“原始人”的欲望和幻想，而科学和理性的兴起使“原始人”的欲望和幻想受到压抑，神话在趋向消亡的过程中“移位”(即今天所说的变形)为文学而继续存在。这样文学中社会性因素便有了一个最基本的共性，即对原型的摹写。(24)在马神话的影响下，本文列举的六篇小说的马意象均具和马神话相同的悲剧元素，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理想破灭、家园被夺、生命消逝的悲剧性，其(作品)中的马意象成为作品悲剧意识的载体。仅就马的形象而言，这六篇小说中的马意象不是老马、病马就是伤马，它们失去了原有的健康、强劲、力量和彪悍，亦即失去了原有的正能量价值。失去的原因或为战争，或为人与自然的冲突，或生死对立，均是正能量被压制或毁灭的结果。 高翔在《浅谈东北现代乡土小说的比较视阈与现代性》中，认为《在土尔池哈小镇上》是一部“乡土与现代意识”，“现代爱情与传统爱情的激烈碰撞”之作，“确显现出现代性的悖论”。(25)刘晓丽在《被遮蔽的文学图景——对1932—1945年东北地区作家群落的一种考察》中认为该小说是“有着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意味的小说”。(26)以上两种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小说反映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悖论的主题。如果将小说置于历史层面和文化层面考察，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该小说为20世纪40年代东北“乡土文学”派小说的代表作，依据该派“描写真实”“暴露真实”，具有“热与力”的文学主张，(27)那么，该小说暴露的真实是马车夫“失于人道”的情恋，(28)还是“睡在马背上”落后的生活?(29)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抗日战争语境下“热与力”的文学吗?如果作家意在批判愚昧落后的社会现实，那么文中“我”的“文明”程度远在魏秉奎之上，“我”甚至和魏秉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我”为什么刚刚认识魏秉奎，便抛弃了他“是一个危险人物”的“丑恶的念头”?第二，小说发表于1943年，故事的背景是1940年正月初十的黄昏。作者为什么在小说开头要明确交代事件的具体时间?1940年，正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东北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还没有显现。正月初十是公历1940年的2月17日，仍处于东北地区最寒冷的季节，距离春暖花开还要等待两至三个月的时间。黄昏是一天中即将走进黑夜的时刻，黎明还在其遥远的彼岸。再看环境描写，车厢里，“几个狩猎归来的日本人全紧张不安的样子”，邻座是一个个愁苦的人。车外，“风的吼鸣也有恶魔的意味”。反映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悖论的主题是否一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加拿大文化人类学家诺斯诺普·弗莱说，要把文学作品放回到其所产生的文化传统、文化语境中，才能更深入更贴切地解读作品。(30)我们试将这篇小说的马意象叙事纳入马神话系统中进行再解读。 按照悲剧概念，要明确小说马意象的正义力量和非正义力量。因为马意象是马神话的现实再现，所以，追本溯源马神话的正、反能量划分，是分析马意象结构的方法和路径。首先，确定正义力量。在马神话中马是正义的力量，从马萨盖特人最初崇拜马的快速奔跑，到《金马驹的传说》等神话诠释的马的忠诚、勇敢、强悍、尽职尽责的优秀品质和感恩母题，马都代表积极的正面的力量。《在土尔池哈小镇上》中这匹马跑得快，忠于主人，尽职尽责，坚忍不拔。它高贵如神，饱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但决不改变操守和气节，它是金马驹的化身。对马的主人魏秉奎身份的确认需要在三个层面展开：一则魏秉奎称马为“老伴”，他们属于同类，马是正义的力量，魏秉奎可同类替代为正义的力量。二则他选择这匹马，不是因为它具有生产劳动的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它跑得快。这是马神话对马的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文化和价值认同。三则从魏秉奎和马相处的“怪异行为”如为马报仇可以看出，他把马当作同伴来爱护，当作神来崇拜和供奉。小说中，魏秉奎粗陋的外表下，深蕴着善良率真的优良品性，他嫉恶如仇，对于侵占自己家园、侵害自己财产的行为，坚决勇敢地复仇，对于背叛自己的行为深恶痛绝，表现出士可杀不可辱的高贵气节。它是夏金吾大将军形象的变形。文本的结尾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阐释的空间，“他并不是一个好人”，“难道他真是个坏人?”作者在疑问中做出了实则肯定的价值判断。 其次，确定非正义力量。与正义力量相对应的就是非正义力量，“情妇”的身份不是妻子，不是良家妇女，“情妇”这个语词已表征了对她的文化判断。她雇人伤马，是迫害正义力量的元凶，魏秉奎代表正义力量要杀她，是为正义力量报仇。“情妇”轻浮放荡，为利变节，心狠手辣，夺人所爱，魏秉奎说她是妖魔。它是马神话中恶魔的化身。 这篇小说马意象的复仇母题是由《河神绥芬别拉》和《人变马》神话中的道魔斗法变形而来的。 通过对马意象的分析，可以看到，这是一篇反映东北人民强烈抗日情绪和抗日活动的小说。小说中的马象征抗日战争中的精英力量，魏秉奎象征民间反抗力量，情妇则是口蜜腹剑、豺狼成性的侵略者的象征。“我”、兽医、车上的女客和赌场的人们，或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或是猥琐、无聊、暗淡生活着的人们，或是看客的隐喻，这些人物反映了沦陷区人们在日寇铁蹄下灰暗、凄婉、无助、无望的心境。小说的环境描写则是当时东北地区被占领土地凋敝景象的艺术场域。该作品之所以采用爱情主题的隐喻手法，是为了规避日本法西斯文化的封杀。即便是曲折的表达，当时以及今天的读者仍能通过神话图式领会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是沦陷时期东北驻地作家对沦陷区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积极贡献。 《树下》《青草如歌的正午》和《一匹马两个人》的悲剧反映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悖论的主题，在萨满文化的映照下，作家构建现代生态意识的审美理想得以凸显。 以萨满神话视角和路径来研究现当代东北文学和萨满文化的关系，这一研究在1995年已由逄增煜开始，历经二十年发展，成效不够显著。“原型的发掘和模式的归纳概括是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中一个重要倾向，也是神话原型理论批评理论的核心内容。”(31)希望这一课题能得到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