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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该剧内容构成、文体形态重要部分的《出军歌》8 首、《旋军歌》8 首，都是当时谪居于家乡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的黄遵宪的新诗，其中《出军歌》前 4 首曾发表于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第一号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 年 11 月 14 日）出版于日本横滨。作为黄遵宪政治上、文学上的同道，梁启超及时主动地将此诗采入自己的戏曲作品之中，一方面说明他对政治上已经走到尽头，但仍怀忧国忧时之情的黄遵宪的钦敬，对这些“新派诗”的喜爱以及二人思想的相通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活跃敏锐的思想和迅速捕捉创作材料大胆进行文体尝试和创新的能力。同时黄遵宪尚作有《军中歌》8 首，三者总称《军歌》，共 24 首，每首诗之末一字联缀起来，就是富于时代性、鼓动性和战斗性的宣传口号：“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梁启超还在《饮冰室诗话》中盛赞道：“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74]梁启超将此诗采入《班定远平西域》中，确有深意存焉。从戏曲文体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方式和表现方法造成了一种具有鲜明近代色彩和梁启超个人色彩的文体形式，对于传统的戏曲体制构成了大幅度突破和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文体创新。对此，梁启超不仅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而且是有感于当时国家民族政治危急局势而尽力拯救挽回的有意为之。因此无论这种尝试和努力的结果如何评价，其中包含的思想意义和文体价值都是值得深切体会并钦敬的。 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梁启超这种思想追求与文体创新也是具有广泛价值和深刻启发意义的。随着明清以降地方文化的发达和地域文化意识的兴起，在长期以来形成的语言习惯、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小说戏曲创作中使用方言的趋势持续发展并达到新的水平。时至晚清，伴随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近代色彩的多种地域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作为通俗文学代表的小说戏曲愈来愈充分地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而运用方言就是其中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些报刊发表的小说戏曲、诗文、政论、通讯报道等也时常带有明显的方言特征。吴语、粤语、闽南语、北京话等都是使用较多的方言，在不同文本中发挥明显的作用。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变革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中国文学近代化进程的总体趋势。 梁启超在小说戏曲中大量使用粤语，也透露出明清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整个中国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地方文化的迅速兴起，使岭南文化在西学东渐、中外文化接触交流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这种倡导力和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民初至现代时期。在近代以来空前纷繁莫测、动荡多变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岭南文化更加充分、空前深入地汇入中华文化的整体格局之中，并在某些重要方面引导或启迪了中国文化的总体趋势和基本选择。从这一角度认识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及其意义价值，可以认为其在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之间，反映了岭南文学与文化出现兴盛并影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的总体趋势，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空前丰富的地域化和形态多样化时代的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