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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取决于心态 张江：有人可能会说，负能量作品的出现，根源不在作家，而在社会。现实的种种不堪、沉重和丑恶现象，催生了文学中的负能量，毕竟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这种观点貌似有一定道理，仔细辨识就会发现问题。文学反映现实，不是客观物理再现，中间必然经过作家的主观选择、价值评判、风格着染，带有不可剔除的主观色彩。文学作品最终呈现出的能量是积极还是消极，不在于表现对象本身，而是取决于作家本人。 陆建德：这种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我举个例子。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人所熟知。“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不可否认，这是一首好词，堪称上品。它借用比兴手法传达出的高洁志向和坚定信念也令人感佩。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词人眼中，风雨中的寒梅颇为苍凉、孤独、寂寞、愁苦，自悼自伤，格调悲怆。 同样是咏梅，同样的词牌，到了毛泽东的笔下，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气象。“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孤苦、哀怨、颓唐之气一扫而光，呈现出的是十足的乐观、积极、向上的格调，创造出一种新的景观与气象，令人叹为观止。 面对同一种事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是手法、技巧、艺术修养问题吗？不是。根本原因是创作者个人的心态、情怀和境界不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一束寒梅，迎风绽放。陆游看到的是孤傲和悲怆，毛泽东看到的则是奉献和乐观。这就是作家主观情感的差异。在现实中也是如此。生活在同一空间，面对同一个世界，为什么有的作家笔下生机勃勃、阳光四射，而有的作家笔下却灰暗萧索、阴雨绵绵？一个人若心态失衡、境界狭仄，再美妙的现实在其眼中也暗淡无光；反之，心态积极、境界高远，即便身处逆境也能看到光明和希望。 当然，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观点和心态看取世界的自由，也有表达自己对世界独特看法的权利。但是，一旦他成为一个作家，我们对他的要求就不再等同于常人。一定意义上说，作家是一个思想和情绪的发散场、辐射源，作家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读者，感染着千千万万的受众。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以塑造人的灵魂为职责的人，他创作的目的，到底是让人感受到光明和温暖，还是将人拉到阴暗处，让心灵变得狭仄和冷漠？答案不言而喻。 文学是筑梦的事业。梦想不等于现实，也替代不了现实，现实可能依然难如人意。但是，有梦想就会诞生希望和力量，就会衍生出改变现实的动力。让梦想照亮现实，让梦想成为前行的灯塔。这样的文学，才是正能量。 时代和文学都要“大叙事” 张江：这些年的文学理论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要解构“宏大叙事”。有人甚至抱定这样一种认识，认为“宏大叙事”是落后的创作观念，“后现代”，“小叙事”，纤细的个体和自我才是文学的正宗。宏大叙事过时了吗？放眼时代，人类不断开创着伟大的事业，生活朝气蓬勃地前进，奋斗向上的精神演绎着宏伟阔大的生命。大江东去是生活的主流，承载着共生的世界和人生。文学不仅是欣赏和娱乐，它也要给人感奋和动力。“宏大叙事”不会过时，文学必须有史诗般的恢弘巨制。 刘跃进：生活是多样的，文学也是多样的。在文学中，既需要“小叙事”，也需要“大叙事”。“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是陶渊明眼中的美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是曹操心中的气魄。“杨柳岸，晓风残月”代表着一种思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又是一种心情。它们都是美的。但是，有没有境界和情怀的高低之分？很明显，曹操和苏东坡展现了国家与民族的情怀，是奋斗的向上的不屈的精神和气概；陶渊明和柳永哀唱了个人与私我的愁绪，是落寞的慵散的无奈的叹息和伤感。 我坚持认为，文学要反映时代。时代需要宏大叙事。文学史上，无数文学作品，正因为反映了时代，才有了大的气象，才成为永不磨灭的经典。杜甫的诗，唱安史之乱前后盛唐社会盛极而衰的社会递变，由此有理由称为“诗史”；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关切百姓民生，细小处入笔，才拓出一番宏大气象。曹雪芹写的家族命运却与社会制度相联，笔触极深。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更是将自己的思考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人民的命运极尽关注，他们的作品，贯穿着鲜明的时代意识，追随着民族解放的步伐和共和国的成长，教育了几代人，号召了几代人，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和建构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所谓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战胜了多少挑战？闯过了多少难关？经历了哪些艰辛和欢悦？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写出了时代的史诗，而相应的文学家的史诗却很难见到。时代需要史诗般的伟大作品。中国当下的文学亏欠了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