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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记》中神话母题的本质体现了艺术真实 《史记》中神话母题的本质是一种虚构。尽管作者采取历史的手法对以往流传的三皇五帝的神话叙事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一个看似符合历史的文化祖先谱系，但就目前考证结果而言，这只能是司马迁建立在某种逻辑思维上的主观推断。我们从《史记》对史前文明时期的人物塑造中的跨时空安排，可以证明这一结论。如关于大禹的情况，一方面把大禹说成是夏代开国者启的父亲，另一方面《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又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 将商代的祖先契记述为禹的辅臣。《史记》删除了鲧腹生禹的记载，只是从族谱的关系加以说明，如《本纪第二?夏》中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禹的生平事迹时间跨度大，行动范围广，绝非一个具体的人物可以在有生之年完成的事情。可以断定，作为特定的名称并不是一个人的专指，而是以其命名的一个族称，许多事迹或文行出处都会箭垛式地归功于这个族称的名下。总的来看， 记史性神话母题体现的不是“历史真实”却蕴含着“文化真实”。 三、《史记》中神话母题的神话学价值 《史记》中使用的一系列神话母题既体现了作者的理性，也表明了神话的理性。可以说，《史记》神话母题为我们考察口头神话与文献神话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史记》对神话的取舍使我们看到，神话在民间口头与文献之间的转化变异体现了特定时代的话语选择。以《史记》开篇叙述的黄帝为例，从目前文献中关于黄帝的图腾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典型的有黄帝轩辕氏、黄帝有熊氏、黄帝帝鸿氏等，那么黄帝以熊为图腾是口头神话中一个基本母题，在人类早期社会中以“熊”等动物为族体标志的情形相当普遍。从《史记》记载的黄帝统领以熊、罴、貔、貅、貙、虎等6个部落与炎帝作战，并把熊放第一位，也足以看出“熊”部落在军事联盟中的重要地位。黄帝的“熊图腾”我们可以在《史记》以外的许多神话碎片中找出其传承轨迹，如作为黄帝后裔的鲧，死后回归图腾化为黄熊，而鲧的定九州的儿子大禹在治水时也是化身为熊开山运石疏浚河道，显然这不是民间叙事的艺术虚构，而是源于人死返回祖先故土的死后化身图腾的神话思维。 司马迁在处理神话母题与历史的关系时主体上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且试图为我们找到一种对待口头神话记史的方法论。正如司马迁在《本纪第一?五帝》结尾处所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既交代了《史记》中如何在写史时利用民间口头神话的积极态度，也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重视民间口头文化的重要性。 （摘编自《渤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