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的散文充满了动人的史料，但是，一些人士把它称为“史料散文”则大谬不然。对于史料要有所分析，同样的史料在不同的散文可能构成不同的档次。李辉的可贵在于，新闻记者职业身份并没有成为他从历史高度俯视当下的障碍，他善于从当时琐碎的细节中预感到日后的历史意义，哪怕面对一张会议日程表，一件色彩鲜艳的外衣，他也感受到其中恩怨积淀的意味和对未来的价值的索引。就是凭着这样的深度洞察，他轻而易举地把读者带到当年特殊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去，还原出往昔岁月的精神密码，揭示出因为拉开时间距离才显现出来的意义。
    这样做，他是自觉的。
    他在《向左走，向右走》中这样写：“随着人们各自记忆的过滤与淡忘，曾经让当事人倾情关注、无比亢奋与慷慨激昂的一些文坛往事，无论大或小，巨或细，已不大再能引起今人的激动……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一情形的出现不知是否为一种常态。譬如，我们谁能设想三十年乃至更远的日子之后，那时的人们又该以什么目光审视今天、以什么语气谈论今天？”
    正是对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感和现场感开合自如，使得他的文章，比之他的同行在姿态上要高瞻远瞩。
    如果光是从这样的角度看李辉散文，只可能感受到其中文化历史价值。他写的是散文，而且还是文学性的散文，而不是报告文学，甚至也不是他一度奉献过生命的传记。传记必须忠于史实。中国的史学传统，就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无言无事，则无以记。史家笔法，只能在记言记事中寓褒贬，这对于他的才智来说，实在是不够自由。故他的最高成就还是文学性更强的散文。固然，他在乎历史，但是，他显然更在乎文学。光在乎历史，可能把目光聚焦在群体大事上，凝神于外在的言论和行为上。但是，他的努力恰恰在突破外在的言论和行为，追寻与之并不一致的内在精神的奥秘，从历史宏观视野中对个人作微观的剖析。探索那对于历史来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私密的，包括未曾见诸文字和声音的心灵的微波：从蛛丝马迹到片言只语，都是他不倦开拓的精神矿藏。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史料只是他文章的显性的表层，如果他满足于这样的表层，就和一般新闻记者没有什么区别了。他引人瞩目之处就在于，他追寻着隐性的个体精神线索。这样，他就写出了关于周扬、冯雪峰和瞿秋白等具有震撼力的宏文。
    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人物。他的追求显然要超越历史的价值。在《凝望雪峰》中，他这样宣告：关于冯雪峰争论的是非曲折，自有党史专家研究，无须我多花笔墨。我着眼的是一个特殊的文人性格。他对于史学和文学价值的区别是很自觉的。
    正是因为这样，单向度的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就变得富于立体的层次感。在《凝望雪峰》中就出现了三个冯雪峰，一个是作为一个献身政治理想而又遭遇沉冤的冯雪峰，一个是在生活中（在朋友、儿子眼中）的率真、暴躁带着流浪汉气质的冯雪峰，另外一个是他自己理解的冯雪峰。对于瞿秋白也一样：一个是人所共知的慷慨就义的英雄，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的政治家瞿秋白，一个是对自己才华自信的文人的瞿秋白。一个是李辉心目中艰难解密的瞿秋白。而他对历史人物解密的过程，也是对他自己心灵解密的过程，作为文学的主体性，在对象上打上自我独一无二的烙印，这条层次是不可忽略的。例如对瞿秋白，他先从仰视的角度看待政治的英雄，继而对两者的矛盾发生困惑。最后，和盘托出了他所理解的瞿秋白：为政治理想而牺牲的烈士，却为政治所摆弄，对政治厌倦、悲观、无奈。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是灰暗的，但是，他却以为做一个人，更显示他生命的完整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把这一面隐藏起来，而是坦然宣示出来，也是一种英雄气概。对于周扬的书写思路也是一样的。不过他强调的是，周扬不像瞿秋白那样，把自我隐痛坦然地公之于世，哪怕是新时期，他在行为上已经忏悔，在理论上坚决反思而获得广泛称道、谅解之时，在他为邓拓遗文作序之际，他也仍然遵循着理想的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对个人的内心三缄其口。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激发了李辉道破了自己的追求，乃是对人的内心立体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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