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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以上无论是对文学与地志的互动关系的讨论，还是对所谓“地志文学”的概念界定，都是相当宏大的学术论题。笔者能力有限，论述难免浅薄。但是不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文学个案和文学现象的研究就显得隔了一层，只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难免可惜。譬如说，如果不强调古代文学与地志的互动影响力，就很难理解宋以后的都邑赋较之汉唐京都赋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就很难认清文学价值远逊于明清竹枝词的宋代地名百咏在中国风土文学发展史中的特殊意义；如果不提出“地志文学”类似概念，就很难将体式大相径庭的都邑赋和竹枝词的共有文化价值最大化，就很难厘清竹枝词与竹枝体、类竹枝体之间的复杂演变关系(25)。因此，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通过直面这些非只言片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来吸引学界对这一类跨学科论题作更多的学理讨论，同时也为相关的地志文学个案研究提供一个不甚成熟的理论平台。 注释： ①笔者以为，作为《两都赋》的作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家辞赋单归“诗赋”一类，固然可看出时人较自觉的文学观念。但由于《汉书·艺文志》没有单列“地理”一类(《山海经》归在“数术·形法”一类)，而“诗赋略”中的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分主抒情、说辞、效物、诙谐，又很难有效地涵盖都邑赋的创作主题。因此，作为新兴事物的两汉京都赋的属性界定，在当时并不清晰。 ②笔者以为，从学科二级分类的角度讲，地记和郡书属不同的图书门类，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功能上，两者都有具体而微的差别，此自不待言。但若从学科一级分类的角度看，它们都属于地理书写，在本文中，与之对应的是文学书写。既然我们认识到风土诗、竹枝词、都邑赋等不同文体之间的同一性，自然也有必要去体察地记和郡书在与文学发生互动上的某种共通性(二者至宋代逐步合流为较成熟的地志)。如果纠缠于太细致的分类，难免会遮蔽大学科视角下的一些隐性线索。 ③胡宝国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魏晋以来，“文的地位重于史的地位，史对文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文对史的影响却非常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史书的文字表达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8页)。亦从史学发展的研究角度印证了笔者的观点。而他提出从汉魏的“文章”到南朝的“文史”，“反映了文史从混而不分到逐渐分离的变化过程”，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唐代是文学与地志互动影响的一个低谷期。 ④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卷一○《杂述第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⑤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卷一○《杂述第三十四》，第194页。 ⑥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⑦邝璠《题农务女红之图》，邝璠编《便民图纂》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9页；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及《两采风图合卷》，《台湾文献丛刊》第90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版，第1—52页。 ⑧包弼德著、吴松弟译《地方史的兴起：宋元婺州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451页。 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嘉禾百咏》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10页。 ⑩《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西湖百咏》提要，第1416页。 (11)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卷三《南海百咏》提要，《续修四库全书》第921册，第36—37页。 (12)以连章组诗为形式的名胜题咏诗之起源，内山精也在《宋代八景现象考》一文中有相关论述，见《新宋学》第2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398页。他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封闭空间中的私人别墅、官舍园亭、寺院为对象，以交友范围内的有限群体为读者，具有内向封闭的性格，如王维《辋川集》、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刘禹锡《海阳十咏》等；另一是以广阔地域或城市中的名胜景点与古迹为对象，用诗歌提炼地方胜迹的魅力，具有外向开放的特征，如李白《姑孰十咏》、刘长卿《龙门八咏》、刘禹锡《金陵五题》等。而后一类型的书写范式，又明显以沈约《八咏诗》为渊薮，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是地名百咏的源头之一。 (13)(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华亭百咏》提要，第1388页。 (15)《(景定)建康志》卷四九《马之纯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4页。 (16)董嗣杲《西湖百咏序》，《西湖百咏》卷首，《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6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17)陈敏政《西湖百咏倡和诗序》，《西湖百咏》卷首，《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63册，第242页。 (18)如《中国丛书综录》将所有单独成卷的都邑赋、竹枝词、地名百咏归入“史部·地理类”，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将这些著述多数归入“集部·别集类”，少数归入“史部·地理类”，两套工具书对此类文献的学科界定截然不同。 (19)本篇所谓的“地名诗”，是指以地名为诗题，以地名所反映的地方历史、人物、地理、风俗为吟咏内容的诗歌，而非以地名为题材的“嵌地名诗”或“集地名诗”。 (20)《历代赋汇》卷三四杨侃《皇畿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 (21)《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会稽三赋》提要，第624页。 (2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嘉禾百咏》提要，第1410页。 (23)杨万里《圩丁词十解》小序，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三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43页。 (24)徐恭时在《上海洋场竹枝词序》中提出竹枝词的“同体别称”现象，汇计得竹枝词“别称”用词一百一十个。他在序中多次用到“竹枝体”一词，虽未明确释义，实际上指那些“同体格而标题别称之作”，见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翁圣峰在《清代台湾竹枝词之研究》一书中也讨论了竹枝词的“唯名定义”和“实在定义”问题，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5)笔者所说的“竹枝体”，包括棹歌、衢歌、渔唱等文学类型，虽然它们与竹枝词的发展时段前后有差，但都起源于民间歌谣，经过风土诗歌的淬炼，最后发展为自觉的地志文学，其发展走势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地域性质的杂咏、杂诗、百咏、纪事诗等，它们起源于文人创作而非民间歌谣，但在风土描绘和地志书写方面又与竹枝词有很多共同点，笔者称之为“类竹枝体”。这三者间的关系复杂难辨，笔者将另撰文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