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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世文学自觉与六朝地志的文学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准备采用传统的文学断代分期法，而是借鉴了日本汉学的研究成果，以“中世文学”、“近世文学”的概念来与文学、地志的发展脉络相匹配。有关“中世文学”、“近世文学”的系统提法，较早出现在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中，后经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一书中大力倡导，而在大陆学界产生颇具规模的学术影响。这一文学史概念，最初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借鉴而来，本来就跟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之置于古代地志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无论是地志的文学化，还是文学的地志化，都强调创作者的自觉意识，即根据作家的内心理路来区分文本的动机和功能，还原作品的演变轨迹，将之与强调文学人性论的三世文学分期法相对照，或许更贴近这两种文类的发展本质。 在讨论中世文学自觉之前，我们无法回避两汉京都赋在风土韵文中的开山之功，及其在地域历史书写中的重要地位。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当然属于辞赋，但从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态度来看，作品的属性同样接近地理典籍。它们到底是志书还是文学，是史部作品还是集部作品，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班固、张衡等人创作京都赋的时代，虽然已有楚辞、汉大赋等相当成熟的个人文学作品，也有《三秦记》、《云阳记》等不甚成熟的地记，但总的来说，当时还没有自觉的文学理论，更遑谈自觉的方志理论。学人对京都赋的属性界定，更多是后人在文学自觉理念下对前代非自觉状态下的文本创作的一种观照，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原貌①。毕竟中国的图书分类法自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开始成型，东汉初年只是图书分类理论的初创期，创作者对都邑赋的属性界定不会非常清晰和自觉。只有图书分类逐渐精细，读者对各个学科门类的认同日趋强烈，才会出现所谓的学科之间的互动行为。实际上，无论是后来归属集部的辞赋，还是归属史部的志书，如果跳出文体分类的视野窠臼，他们都属于一种当时的“历史叙事”，并没有太清晰的学科界定。既然没有学科的归属意识，那么“文学化”或“地志化”等互动概念也就无从谈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化”或“地志化”影响，只有在相关理论自觉的前提下才会发生。 现今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化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一系列文学理论著述的问世，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逐步成型。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体系化，直到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方才成型。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觉要早于史学理论的自觉，而六朝时期正是处在文学自觉和史学自觉之间的特殊时段。作为两个发展步骤和节奏前后快慢有差的学科门类，文学和地志的发展，必然存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影响未成熟学科的短暂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文学史之中，就是在自觉化的文学创作意识和理论观念的影响下，六朝地志(包括地记和郡书，属地志的初级形态②)书写呈现明显的文学化趋向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写风格的文学化，二是书写体式的文学化。 书写风格的文学化，是六朝地志文学化的最鲜明特征。无论在地理形胜的描绘上，还是人物故事的叙述上，都散发出鲜明的文学气息。其文学史意义，既体现在静态层面上的六朝地志的艺术化、审美化价值，更体现在纵向、动态层面上的文学性的地志书写对后世山水文学、传记文学的多方面影响。一方面，地记中关于地理风貌的书写，经常出现山水化的倾向，描绘山水之秀丽，是当时地记的主要特点和功能之一，这对后世抒情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知几说“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④，就是对这一类文学美化行为的批评。另一方面，郡书中记叙地方人物的文字内容，是中国早期传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叙事文学发展演变中颇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尽管刘知几批评郡书“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⑤，但六朝传叙文学中的人性书写视角，一向被认为是古代传记文学中最精华的一块，在唐代禁修私史以后，近乎绝迹⑥。当然，郡书中的传叙描写，受到篇幅的限制，且夹杂着一些乡曲偏见，与《曹瞒传》、《法显列传》等相对独立的优秀传叙文学作品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如果六朝传叙文学的研究不计郡书这一重要门类的话，不仅在数量上有相当大的损失，而且在文学元素的多样性考察上也无法展现其全貌，其价值不容回避。 地志书写体式的文学化，虽然没有书写风格的文学化那么影响深远，但也不容忽视。这里所指的体式，是指整个地志的结构和框架，而不是指具体某一部分的文体样式。表现在具体作品上，最重要的就是图赞类地理书籍的出现。如郭璞的《山海经图赞》，每标目下皆用四言诗歌来概颂相关内容，用词简赅，用语古雅，既是袖珍版的《山海经》，又是韵文版的《山海经》。这个时候，韵文不再仅仅是文本细致描绘的艺术需要，在整个地志结构的组成和支撑上，也起到一个与其他文类(或图类)互动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如明邝璠的《题农务女红之图》竹枝词，清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中编录的台湾风土诗⑦，明显受到郭氏书写模式的影响。这一类创作和编纂，固然只是地志与文学互动的一个侧面，数量上不够规模，质量上也有欠造诣，进入不了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但作为一种客观的文学存在，较之书写风格的文学化，它身上反而显现出了更多的接近后世“地志文学”的特质，如韵文体的普遍运用、诗歌连章模式的初级形态等，有必要引起足够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