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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著书、授徒并举。《汉书》研究由来已久，最初的学者或著书或讲授，如《晋书·左思传》云：“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25)陆机《〈汉书〉诗》曰：“税驾金华，讲学秘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26)再如张昭、张休，据《三国志·吴书》记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27)以上诸人只讲授不著述，而服虔、应劭、晋灼、蔡谟、韦昭、崔浩等人仅见著述未见授徒。隋唐时代《汉书》愈发深入人心，读者需求与日俱增，知名学者大多著书、授徒并举，个别学者由此赢得极高的社会声誉。萧该学生有阎毗，“及长，仪貌矜严，颇好经史。受《汉书》于萧该，略通大旨”。(28)包恺“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者数千人。”(29)史载李密“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30)又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31)杨汪“其后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32)甚至出现学术权威，“秦景通，常州晋陵人也。与弟J2XB01.jpg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J2XB01.jpg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33)而王方庆为求学跟随老师四处奔走，“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为太子舍人，方庆随之卒业”。(34)皇室子孙也参与其中，刘纳言“以《汉书》授沛王贤”。(35)此外，《汉书》亦在家族内部传承，如“姚思廉，本名简，以字行，陈吏部尚书察之子。陈亡，察自吴兴迁京兆，遂为万年人。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36)“始，曾祖察尝撰《汉书训纂》，而后之注《汉书》者，多窃取其义为己说，珽著《绍训》以发明旧义云”。(37)姚氏家族数代皆精《汉书》。再如颜师古，出身学术世家，《汉书》亦属家学。祖父颜之推精通音韵之学，子孙耳濡目染，修养颇高，而音韵正是《汉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后师古注《汉书》，亦多取其义耳”。(38)深远的家学渊源与数年的沉淀积累使得颜师古入唐之后迅速注成《汉书》。两股力量互相补充，推动“汉书学”的持续发展。 第三，抄撮、抄撰盛行。《汉书》撰成之后，由于受到造纸印刷技术的限制，抄写工作伴随期间，“汉书学”即在抄撮与抄撰之中走向兴盛。据《颜氏家训·勉学》记载：“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39)臧逢世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之中竟将长达八十万字的巨著手抄一遍，着实令人敬佩！但《汉书》部头过大，全抄颇为不易。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一文中即批评道：“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40)与《史记》相比，《汉书》确实繁冗琐碎，在造纸术刚刚兴起，印刷术尚未发明的阶段，抄撮最为可行。抄撮古已有之，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41)又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42)铎椒最先抄撮《春秋》、《左传》等经典著作，弟子仿效，抄撮之风渐起，旁及各类著作。张舜徽在《汉书艺文志通释·诸子略·儒家言》中指出：“昔之读诸子百家书者，每喜撮录善言，别钞成帙。《汉志·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篇，皆古人读诸子书时撮钞群言之作也。可知读书摘要之法，自汉以来然矣。”(43)可见抄撮是汉代书籍流传的主要方式之一。魏晋以来抄撮之风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学、经史、占卜、医药靡不具备，《汉书》出现频率极高。《三国志·魏书》：“(桓)范尝抄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44)《晋书·葛洪传》：“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45)南朝王筠更是穷毕生之力数次抄撮各类典籍：“余少好书，老而弥坚，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唤醒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王筠所言“子史诸集”当包括《汉书》在内。又《梁书·袁峻传》：“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46)《汉书》共一百卷，袁峻所抄只有二十卷，应是有所取舍的抄录。南北朝时期抄撮进一步发展为抄撰，依据一定目的选择摘录为抄撮，依据一定目的抄写著述为抄撰，抄撰需要创新也更为自由。抄撰甚至成为部分士人的终身事业，据《陈书·姚察传》记载：“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无时暂辍。尤好研覆古今，J2XB02.jpg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47)姚察本是《汉书》研究的知名学者，“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48)刘臻、姚察本属不同的军事阵营，为了解读《汉书》，刘臻甘冒风险突破阻隔私会姚察，足见姚察的学术魅力，而抄撰当是姚察研习《汉书》的主要途径之一。《汉书》卷帙浩繁，释义繁复，精研细读相当困难，为帮助记忆，方便使用，文人学士开始从自身需要各有侧重的摘抄著录部分章节，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促使《汉书》以更加简易的方式流布，注释之作亦不例外，如《新唐书·敬播传》：“玄龄患颜师古注《汉书》文繁，令掇其要为四十篇。”(49)由上可见，抄撮、抄撰亦是“汉书学”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汉书学”历经魏晋南北朝的积累在隋唐之际走向成熟，并为“文选学”的崛起开辟道路，二者拥有几乎一致的研究模式以及相互交叉的研究学者，正如饶宗颐所云：“是时《汉书》已成热门之显学，《文选》初露头角，尚未正式成学，萧该、曹宪、李善均是先行之人，萧、李兼以《汉书》名家，不特《汉书音注》有益于《文选》所收录之汉代文章，且由‘汉书学’起带头作用，从而有‘文选学’之诞生。”(50)从《汉书》大家萧该到《文选》名师曹宪再到曹宪诸位以《文选》驰名的学生李善、公孙罗、许淹、魏模，“文选学”才逐渐脱离“汉书学”的轨道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此后《汉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史学，而《文选》对文学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取代《汉书》成为主导力量，深刻影响有唐一代的科举制度与诗歌走向。 “汉书学”历经四百多年走向辉煌，“文选学”在“汉书学”的土壤中仅用百余年时间便达到高峰，“文选学”大兴之后，“汉书学”势头渐衰，盛唐后期各类文献关于“汉书学”的记载骤然减少便是明证，至此“汉书学”走过一次萌芽、发展、壮大、衰落的完整历程。唐后“汉书学”展现另外一种风貌，雕版印刷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书》的传播方式，研究走向多元，宋以校勘为主，明以评点为主，清以考证为主，尤以清成就最为突出。清代的文化专制政策客观上为“汉书学”的再次繁荣创造条件，《汉书》的正统地位及古奥特色恰好符合文士的避祸心理与考据热情，故“鸿生巨儒多肆力此书”，(51)“研穷班义，考正注文，箸述美富，旷隆往代”。(52)《汉书》研究掀起新的高潮。钱大昕、赵翼、王鸣盛、钱大昭、杭世骏、齐召南、何焯、王念孙、李慈铭等鸿儒硕学或训诂、或校勘、或辨伪、或考据、或补阙、或辑佚、或评议，各极其能，《汉书》的微观研究突飞猛进，取得巨大进展。而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综合贯通，荟萃历代精华，资料翔实广博，成为继颜师古《汉书注》之后的又一集大成之作。综上所述，“汉书学”并不局限于隋唐，而是或隐或现的贯穿始终，在“文选学”已成显学的当下，作为“文选学”最初源头与动力的“汉书学”不应遭到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