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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形态，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美。然而在中国古代，美并不是文学必不可少的特征，而只是文学下属的一种子概念或者说文体概念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是广义的杂文学概念，包括一切学术文、应用文在内的文字著作，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对具有审美特征的子文学概念的深刻探讨，并且取得了可供今天取资的丰富思想成果。近代迄今，在西方观念影响下，文学告别古代的杂文学观念，向美文学观念转型，并在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两大审美特征上取得共识。 【关 键 词】中国古代/杂文学/现代转型/美文学 【作者简介】祁志祥，上海政法学院研究院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形态，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美。美学作为聚焦美的哲学，①自然有关于文学的美学。然而在中国古代，美并不是文学的必不可少的特征。晚清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指出：“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章氏此论，准确概括了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文学”包括一切文字著作，衡量是不是“文学”的特征或标准是“文字”，而不是“彣彰”、“文采”，也就是“美”。近代以来，在西方美文学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文学才从广义的文学演变为以“美”为特征的狭义的文学。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的概念虽然是广义的杂文学，有没有关于文学的美学思考？如果有，大体是怎样的？中国文学从广义的杂文学到狭义的美文学，这种历史演变情况大体是怎样的？本文试作探讨。 一、中国古代：美并非文学的必备特征 从先秦到晚清，在整个中国古代，美并非文学的必备特征。 先秦时期，“文学”、“文章”及其单称“文”不仅包括一切文字著作，而且外延比文字著作还大，包括道德修养和礼仪文饰。“文”的构造是交错的线条、花纹，所以《易·系辞》说：“物相杂，故曰‘文’。”《国语·郑语》说：“物一无‘文’。”“文章”的本义也是如此。《周礼·冬官考工》云：“画缋(同绘)之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由交错的线条和具有文饰性的花纹，衍生出文饰美的涵义。《楚辞·九章·橘颂》：“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此处的“文章”即指斑斓的色彩美。由文饰美之义引申为车服旌旗。《左传·隐公五年》：“昭文章，明贵贱。”杜预注“文章”即“车服旌旗”。由自然界的文饰，引申为道德法律及礼仪修养。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诗·大雅·荡》毛序：“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这里的“文”和“文章”，均指周代的道德文明和礼仪法度。《战国策·秦策》：“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这里“文章”指法律制度。《论语·公冶长》记子贡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此处的“文章”，不只指孔子编纂的文辞著作，而且包括孔子的道德风范。如朱熹《论语集注》云：“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道德礼仪的修养离不开后天的学习，所以道德的文饰修养又叫“文学”。《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先进》论及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北宋经学家刑昺将此处的“文学”解释为“文章博学”。郭绍虞在《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迁》一文中将“文章博学”解释为“一切书籍、一切学问”，即“最广义的文学观念”。②其实，此处的“文学”并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广义的文学”，还包括礼仪道德的学习修饰。因此，《荀子·大略》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正因为此时的“文学”是道德的载体和规范，所以它并不以“文采”为特质，而以“质信”为特征。《韩非子·难言》指出：当时人们把“繁于文采”的文字著作叫做“史”，把“以质信言”、形式鄙陋的文字著作称为“文学”。于是，“文”必须以原道为旨归。《论语·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墨子·非命中》：“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所以“文学”又常被用来指“儒学”。如《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故行仁义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当然，“文”也可仅指文字著作。《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刑昺疏：“文，谓先王之遗文。”朱熹《论语集注》：“程子曰：‘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指出：“周秦诸子……所谓‘文’与‘文学’是最广义的，几乎等于现在所谓学术学问或文物制度。”从“学术学问”一端而言，“在孔、墨、孟、荀的时代，只有文献之文和学术之文，所以他们的批评也便只限于文献与学术。” 两汉时期，情况出现了新变。一方面，“文学”一词仍保留着古义，指儒学或一切学术。如《史记·孝武本纪》云：“上乡(向也)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史记·儒林传》云：“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这是以“文学”为“儒学”的例子。《史记·自序》云：“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又《史记·晁错传》：“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这里把“文学”当作包含律令、军法、章程、礼仪、历史在内的一切学术。桓宽《盐铁论》中“文学”是作为与“贤良”之士并列的概念使用的，即指主张实行仁政的儒者。另一方面，此时人们把有文采的文字著作如诗赋、奏议、传记称作“文章”，于是“文章”一词取得了相对固定的新的涵义而与“文学”区别开来。如《汉书·公孙弘传·赞》云：“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与“文章”的这个涵义相近的概念还有“文辞”。《史记·三王世家》：“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史记·曹相国世家》：“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厚重长者，则召除为丞相史。”这里的“文辞”即文采之辞、美的文辞。不过与此同时，“文章”泛指一切文化著作的古义仍然保留着。如《汉书·艺文志》云：“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作为包含“文学”、“文章”在内的“文”，仍指一切文字著作。因此，《汉书·艺文志》所收“文”之目录包括“六艺”(即六经)、“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在内的所有文化典籍，共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继承汉代“文章”与“文学”出现的分别，以“文章”指美文，以“文学”指学术。如《魏志·刘劭传》：“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魏刘劭《人物志·流业篇》：“能属文注疏，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指出：“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文章”是以“雕缛”为特征的。同时，“文学”一词也出现了狭义的走向，与“雕缛”的“文章”几乎同义。宋文帝立四学，“文学”成为与“经学”、“史学”、“玄学”对峙的辞章之学，亦即汉人以新义指称的“文章”。嗣后宋明帝立总明馆，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其“文”即与狭义“文学”相当。与此同时，南朝人又进一步分出“文”、“笔”概念。“文”是有韵的、情感的文学，“笔”是无韵的、说理的文学。这种与“笔”相对举的“文”，萧绎《金楼子·立言》说它“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与今天所讲的以“美”为特点的“文学”是相通的。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文学美学认识的发展与深化。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人们对“文学”、“文章”内涵、特征的认识就与今人的“文学”概念完全一样了。上述萧绎对“文”的界定与要求，只代表古人对广义的“文”中一种门类的作品特质的认识，它是一种文体概念，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它与“笔”一样都统属于广义的“文”这一属概念之下，如同《文心雕龙》之“文”与该书中论及的“文”“笔”之“文”的关系一样。就一般意义而言，广义的文学概念并没有改变。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挚虞《文章流别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文心雕龙·时序》谓：“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这里的“文章”、“文学”外延远比我们今天的美文学大得多。这种广义的杂文学概念，无可置疑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文体论中。曹丕《典论·论文》列举的“文”有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体。陆机《文赋》论及的文体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挚虞《文章流别论》所存佚文论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谶。萧统《文选序》明确声称他的《文选》是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编选作品的，《文选》不录经、史、子，可见其对文学审美特点的重视。然而即使在他这样的比较严格的“文”的概念中，仍然包含了大量的应用文、论说文。《文选》分目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哀策、碑文、墓志、行状、弔文，祭文等三十多类，足见其“文”的外延之宽泛。刘勰《文心雕龙》之“文”，较之《文选》之“文”，外延更加广泛。《文心雕龙》所论，仅篇目提到的就有包括子、史在内的三十六类文体，在《书记》篇中，作者又论及药方、算书、证券、文书等二十四种文体，不少文体不仅超出了美文学范围，甚至还超出了应用文、论说文范围。曹丕《典论·论文》讲：“夫文，本同而末异。”这个共同的根本是什么呢？即都是文字著作。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将魏晋南北朝视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演进期”的完成阶段，认为“到这时，‘文学’一名之含义，始与现代人所用的一样。”③这个判断是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由于他是古代文论大家，由此产生的错误影响也不容小觑。关于这个问题，杨明曾著《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一语的含义》一文指正郭绍虞此说“不够准确”。④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人们对文学中的部分文体的审美特征有所认识和强调，但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泛文学概念。 唐朝韩、柳掀起古文运动，以矫正魏晋南朝趋向形式美和情感美的子文学概念，要求回复秦汉古文的泛文学传统；南宋真德秀以理学之旨编《文章正宗》，与重视形美与情美的萧统《文选》相抗衡，取消了两汉的“文章”与“文学”分别和六朝的“文”、“笔”之分，“文学”、“文章”、“文辞”或“文”的概念回复到周秦时期，泛指各种文字著作和文化典籍。此后遂成定论，一直延迄清末。晚清刘熙载《艺概·文概》论“文”，涵盖“儒学”、“史学”、“玄学”、“文学”：“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一言以蔽之：“六经，文之范围也。”正远绍先秦的广义文学概念。因此，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揭示：“凡云‘文’者，包络一切箸于竹帛者而为言。”文学不以“彣彰”为准，而以“文字”为准，乃是对中国古代通行的“文学”观念的一次理论概括和总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