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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笔者觉得，这些句子以及其前后的对话描写所表达的意蕴总觉得有超脱于一般同志之间的普通情感的意味。如果将“我”与妞儿对话中与“抗日”有关的词语去掉，那么，其人物关系及话语倾向分明就是爱情话语的结构。这种对于人性、人情的模糊化修辞表达和经由语言环境所营造的情感世界是如此为我们所熟悉——《百合花》(茹志鹃)中新媳妇和小战士的对话及其美好情感不正是妞儿与“我”之关系的翻版吗？此后，此类人物关系不也在《“洼地”上的战役》和《初雪》(路翎)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吗？《山地回忆》确实为人物“爱情”故事的生发和展开预设了非常合适的文本场域，为“爱情”主题的营构提供了非常恰切的文本语境，但本来很容易导向“爱情”倾向的表达又很快被叙述者或人物的声音所打断或证伪。因为叙述者以可靠身份代理了作者的意图，即这个文本在情绪、情感的表达上力避“爱情”禁区。作者的修辞意图在写作之初就已经预先设置好了——这是一个反映军民鱼水情深和根据地女性群体形象的文本。考虑到这个文本的写作时间(1949年12月)，笔者愈发理解了作者的修辞介入不是随意而为的，即小说思想主题的界定和人物关系的表现一定不能触犯那个时代的文艺禁区。照此，关于参观天津工业展览会、袜子被黄河水冲走和妞儿已为人妻人母等细节的交代看似闲笔，实则不然。它们分明深深打印着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烙印，即作家要再次以深度介入的姿态，重申写作的“工农兵方向”。他一定要将“我”与妞儿的关系置于纯粹的同志之爱的范畴内，尽可能地脱离开可能走向《百合花》那样的“不是爱情胜似爱情”的写作路径。 《山地回忆》是孙犁的代表作之一。这个文本的构思、生成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叙事作为修辞的奥妙。通过对该文本的修辞解读，我们也再次确证了叙事作为修辞的根本目的，即“并不是去探讨我们通常理解的措辞用语或句法关系，而是研究作者叙述技巧的选择与阅读效果之间的联系。”(引自《小说修辞学》，布斯著)也再次确证了修辞作为叙事的本质，即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何种目的向某人讲了一个故事。在此过程中，作者、叙述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多重关系和互动反映构成了叙事作为修辞的根本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