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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发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其发生的条件至少有：作家内心积累了相当多的感性材料；有认识生活和评价生活的思想原则和审美趋向；对外在事物、事件或现象进行深入观察审视；某一机缘或顿悟为作家提供了灵感来袭的契机。通过孙犁的回忆录，我们大体可知，洗脸洗菜的纠纷和事件中的农村妇女，是诱发作者进入创作领域的外在刺激信息。这两者为作者的灵感生发提供了最佳氛围和契机。他心灵世界中对根据地军民一直怀有的崇高信念和美好情感是导致这次艺术发现最终生成的内因。 我们先看作者在《山地回忆》中对之做了怎样的艺术化改动。一是美化洗菜妇女。作者将之塑造成为一位美丽善良、率真活泼、勤劳能干、善于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新女性形象。二是弱化战争环境下生存的残酷性。作者在人与战争的审美关系上做了人情大于战争、人性超越环境的叙事选择。“远处不断传来枪声。过河以后，我们来不及整理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非常陡峭的，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一个姓梅的女同学，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我招呼了她，并把口袋里的冷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作为赶爬这样高山的物质准备。天黑，我们爬到了山顶，风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到暴雨，第二天天亮，我们才算下了山，进入村庄休息。”这样的纪实性内容在文本中都被作了虚化处理。三是交代主人公的生活现状。“他说妞儿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候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这样一改，就完全不同于人物原型了，所有一切都服务于认识生活、评价生活的思想原则和审美趋向的需要。 这种修辞愿景首先是作家的审美观使然。作家既以修辞方式展开关于历史的描述，也以修辞方式展开关于历史、现实或未来世界的审美化理解。对于孙犁而言，在战争和人性、宏大和日常、丑和美之间，他始终偏于后者的表达，付诸于叙事，他将真善美的情感、日常生活的表达以及由此而反映出的家国意识艺术化地凝聚在一起，以此达到以小见大、以个体映现整体的修辞目的。“《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这种有意识的“彩笔”为其一贯善于采用的修辞策略，这也与他的气质、个性和审美倾向构成了内在统一性。他的“化身”说也符合马克思文艺理论关于“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界定，即文艺是通过感性的个体去表现普遍性。 作者的修辞性处理可谓费尽心机。表面上看，叙述者“我”作为可靠叙事者，既参与了故事的叙述，又完成了作者的代理。因为叙述者的视角包含于作者的视角，所以，叙述者的声音就是作者的声音。而且，即使按照最普通的小说修辞理论来看，经由叙述者代理的作者像上帝一样随便出入文本，其声音又无处不在(特别是开头和结尾的直接诉说)，所以，这种修辞行为也是简单而原始的，不足做叙述学上的深入分析。但是，文本的内部修辞情景从来都是外部修辞语境主导或影响下的产物，当把“妞儿的故事”单独分离出来，并和“我”的讲述做一对比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文本更为深层的含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