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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性”约束着“摆置”，换言之，“人为主体”的作者，在对经过“史料批判”后的史料对象进行“摆置”，这摆置过程并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在某种体系约束之内运作。正如同打篮球一样，看似球员自由意志下的满场跑，但却是在篮球规则的约束之内。换一个角度来说，篮球运动之所以是篮球运动，在于篮球规则这一“体系”，而不是那个篮球以及球员等这些“内容”。同样那个篮球及那些球员，如果不在篮球规则体系的约束下“打球”，就不是“一场篮球”。因之，一位球员，即一场篮球赛的“持存因素”，是以“作为一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如用篮球为例来比喻，历史作品之所以是历史作品而不是其他作品，即一场球赛是篮球而不是排球，除了作品内容对象要是经过“史料批判”的历史“持存因素”之外，亦即球要是“篮球”、球员要是“篮球选手”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作品写作是在“叙事”这种“体系”约束之下进行的，亦即篮球赛是在篮球规则这种体系内运作的一样。在此，就本文的论述脉络而言，历史作品将被理解为作者处于“第三人称全知”状态下，在“叙事”、“体系”约束中，对经过“史料批判”的历史对象进行“摆置”过程的“独白型文本”作品。对于探讨历史写作与图像使用之间的关系而言，“叙事”这种“体系”在历史写作中到底发挥着什么的“约束力”影响了对“图像的摆置”，则是无法被回避的重点。 正如同篮球和排球不同的体系规则会决定球员如何来“摆置”“球”，“叙事文本”中体系规则同样会影响了如何摆置图像这种内容/写作元素以形构成叙事作品。在此，就要借助于文学/文本/叙事理论中对“叙事文本特质”的探讨，进一步论述历史写作中的图像使用。正如同保罗·利科(Paul Ricceur)在《历史与真理》中引述泰弗纳兹所言：“事实上，是事件本身把历史变成现实，支撑历史的合理性，给予历史其意义。”(32)换言之，历史之所以可以形成意义或是“有意义”的重要条件，在于事件的安排；亦即历史“叙事”“作为构成的统一，它把赌注压在与事件连接在一起的整体秩序上”(33)。对阿瑟·丹图(Arthur C. Danto)而言，对事件的“叙述描述”与“理论描述”更是区分了历史与科学，因之其在《叙述与认识》说道：“对于任何事件都有无数的描述，只有在某些描述下，事件才是对科学解释来说有效的事件，它们将描述与解释十分紧密地联系起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与科学相关的描述与那些对史学来说重要的描述将是不一样的，因而，一个事件不可能是特定的描述下被规律所覆盖，在同样的描述之下它又被历史叙述所覆盖。”(34) 那么，对事件的叙述与历史作品的关系，换言之，历史作品的事件叙述是否有着特殊的思维框架来影响着一部叙事作品会被当作是历史作品，而不是其他文类作品。这思维框架有两个面向：(一)对“事件”进行“史料批判”，这自不待言。(二)如从一般而言的现代叙事理论而言，是对作品中“叙事时间”这一面向的强调。周建漳在《历史的哲学解释与逻辑分析》一文中言：“在形而上层面上，历史之为存在恰恰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历史存在的这一关系性特征称之为它的‘两间性’”，而“历史存在的两间性在语言中表现就是丹图所称的叙述句(Narrative sentences)”(35)。的确丹图强调“叙述句子”，“它们最一般的特征是，它们提及至少两个在时间上分开的事件”(36)。但赋予事件排列的“时间性”却仍必须面临“编年”与“历史”的差别，除非我们认为编年等同于历史。但显然丹图并不如此认为：“事实上，即便我们可能给出一个完美的描述，它也仍然不过是编年而已……因此，最好的编年史仍然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而有的东西却可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即便它告诉我们的细节远逊于完美的描述。真正的历史视编年为其热身活动，它自己的认知却是专注于赋予据信由编年史给出的史实以意义，或是分办出包合在其中的意义。”(37)对此，丹图将编年史称之为“朴直叙述”，而真正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叙述”(38)。从“有意义的叙述”这一角度而言，丹图说道：“在历史学家通过叙述手段描述过去所发生事情的意义上，由于叙述本身是一种组织事情的方式，从而‘跨越’了给定的事实，他们就涉足了某种可以称为‘给出阐释’的事情。”(39)那么所谓“有意义叙述”下的事件安排，如何可能的“给出阐释”？丹图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待解释项并不单单描述事件——所发生了的事情——而且还有变化”。他解释道： 例如，简单地将一辆车描述成带凹痕的已经隐含地涉及同一辆车早先尚未凹陷的状态。对于故事，我们要求其有开头，有中间，还有结尾。这样，解释就在于在变化的两个时间端点之间填进内容……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说明，我应该说就是一个解释，关于由开始到结束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解释，而开头与结尾都是待解释项的组成部分。(40)换言之，历史的叙事是对事件组织的方式在于针对某一主题相关的各种事件上进行具有“开始到结束”上变化的排列。这亦是后现代史学历史所认同的，例如海澄·怀特(Hayden White)即说道：“就编年纪事中众事件予以进一步编排，使之成为某一‘景象’或历程之分子，并藉众分子结构一首尾分明之过程，于是故事生焉。”(41)因之历史文本若要能有解释的发生，亦即意义阐释的给出，有一根本性的基本前提：事件的排列必须是具有时间维度的，亦即“两间性”。历史作品创作者的最重要的写作技艺就在于创造事件安排上的“时间性”，这时间性赋予了历史作品本身具有“给出阐释”的基本文本特质；因之，历史作品如有优劣之分，正在于作者如何拿捏各种事件“两间性”之间的处置/摆置，亦即作者透过事件的安排以形就“时间性”上的创造性。 在上述的理解之下，历史作品的叙事特色必须是：(一)“历时性”的，因为事件的安排必须具有开始至结束的“时间性”的维度，意义的阐释才能给出。这里对历史作品历时性的强调在于与“共时性”这一概念对比，因为图像的意义给出是“共时性的”，后文将详论。(二)历史性作品是作者对事件进行摆置从而在作品中开拓出意义可被给出的时间性维度，“在丹图看来，编年与历史的真正区别……前者属于当事人视野下的当下描述，而后者则是将当下事件的未来后果包括在自己视野中的叙述”(42)。“在自己视野中的叙述”，这正是前文所谈巴赫金文本理论概念下的“独白型文本”。因之，“有意义的”历史作品是在编年朴直叙事的限制之下，以“历时性”的手法对事件进行“摆置”的“独白型”作品。“独白型”这一概念在此处的强调，乃在于独白型文本的意义给出过程，其意义给出的模式在于“它进入我们的话语意识，是紧密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方只能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43)。这种整体性的、宏大叙述性的、大写的、同一性的、中心性的意义给出模式，正是所谓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史学”批判上的火力弹着点；而所谓的后现代史学所追求的历史叙事，所强调的另一种说故事的方法，并不是挑战传统史学的编年朴直性与历史性，而是在反问：是否有一种具有编年朴直性与历时性的“非独白型”历史作品，如同凯特·詹京斯所言：“一种会产生跟纪事/编年史非常不一样意义的叙事”？(44)换言之，如依后现代“叙事转向”史学取径的另一问法是(45)：放弃第三人称全称写作叙事情境下而写出的“有意义的”历史作品，将会是一种何等的文本风貌？ 在如上的铺陈之后，历史叙事与图像使用之间的关系，其所紧扣之处就在于共时性意义给出模式的图像与历时性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非独白型”历史作品在图像使用上所可能开出的新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