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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诗经》学研究，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思想的弘扬。桐城派作为几乎贯穿清代历史始末的文学流派，不仅从事 创作和文学理论总结，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涉及经学研究，其中对《诗经》的研究最为显著。通过考察和梳理桐城派对于《诗经》的研究情况，可以把握桐城派的学术个性，为其在清代近三百年的时间跨度上找准定位，有利于深化对桐城派的理解和研究，并可为《诗经》研究填补空白。 通过评点方式研究《诗经》 桐城派对《诗经》的研究，为评点这一特殊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批评方式作出了较大贡献。 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包括后期的曾国藩、吴汝纶、吴闿生，都有评点著作，除《诗经》之外，所评对象广泛，涉及经史子集四部。通过对桐城派评点《诗经》这一文学活动的研究，考知桐城派对于中华典籍的评点大略，从而评价桐城派对评点之一的中国式批评方式的贡献。 桐城派文学观念影响桐城派学者对于《诗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诗经》评点中，如刘大櫆认为文章最重要的因素是“神气”。所谓“神气”，是一种“行文之 道”，即作文的方式和驾驭语言的先决条件，属于艺术和审美范畴，不同于义理、书卷、经济等“行文之实”，即文章的素材、内容和思想。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了文 学的独立性，与其本人爱好辞章、以文人自居的立身之道有关。刘大櫆以文学的取向来评点《诗经》，正是基于自己的这种文学观。 清末(民国)都门印书局铅印本《诗经》二卷本，撰者署名吴汝纶，实际有吴汝纶所辑刘大櫆、姚鼐、曾国藩三家评点，加上吴汝纶及其子吴闿生的评点，可算五 家评本。姚鼐评点过的书籍很多，他认为“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矣”，故对“学文最为有益”。姚鼐论文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合为一，此三者虽是论 文，却也适用于概况其对于《诗经》的评点特点。当然，姚鼐要求作文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融合无间，而在评点中这三个因素却往往是分离的。这是写文章与评 点的不同之处。在他的《诗经》评点中，既有义理的内容，也有考据的内容，还有专讲辞章文采技法的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