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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和主体毫无条件的主动接受，再加之人性原本的美与善，才会使孙犁小说中的人物散发出人情与人性的光辉：军民之间相互尊重、鼓励、支持和帮助着对方，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便在这里发生，一份份感人肺腑的军民情深入人心：如小说《碑》中的一家三口，赵大娘“好说好道好心肠”，她日夜盼望着八路军战士能到家里来，他们几天不来赵大娘便开始念叨，当听到八路军战士刚来便要走时，“大娘简直是求告他”吃一点东西再走；赵大爷不顾生死安危，冒着严寒之夜撑船将八路军战士送过河去；而小菊则毫不留恋地把自己心爱的准备过年穿的棉衣拿出来给八路军战士穿，当得知20个八路军战士只剩两个人时，他们全家都处于了一种极度的悲愤之中，更增加了对敌人的憎恨之情。《蒿儿梁》中年轻的妇救会主任和她的丈夫，细心、热心地帮助杨纯医生照顾伤员、转移伤员、保护伤员的事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这种情感当然不能排除人们内心本真的善引发的温情，但这更是与那个特殊年代、特殊政治环境分不开的。要战争，要革命便会有流血牺牲、惨重伤亡，于是，忧愁、悲伤、痛哭、恐惧、伤残、血腥、苦难等种种悲剧性情绪，便会“割不断扯不尽地将文学牢牢地缠定。即使是一些喜剧性作品，也在骨子里暗含了悲剧性情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小说中虽写到了革命，也有一些流血牺牲，却毫无悲凉凄惨之感，这正应和了孙犁《论战时的英雄文学》中的话：“我们要不要悲壮的东西？要。但不需要悲哀的。悲哀的作品可以挫伤我们的斗志，但悲壮的作品却可以激发人们的健康的战斗的感情。”(曹文轩(《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因此，孙犁作品中崇尚的是普通人们内心充满的积极乐观向上的情绪。这种“乐观”在女性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她们大都朴实、勤劳、热情、坚强、善解人意、觉悟高、对胜利充满信心，并且积极配合人民子弟兵抗日，绝不拉后腿。这些女性成为崇高、优良品质的载体，给予了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作品中善良、热情、乐于助人、对人民子弟兵如同亲人一样的《碑》中的赵大娘；坚韧、刚强、积极向上者如《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媳妇；开始对丈夫充满怀疑、怨恨，知道实情之后深深地理解和支持丈夫，并且变得自立、坚强，宁用死来保全人民子弟兵安危的浅花(《“藏”》)；年纪轻轻便做了青妇部长，领导妇女积极配合子弟兵抢收麦子，并且内心诚恳热情、思想进步的二梅(《麦收》)……这些女性身上散发出的是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光芒。当然，孙犁作品中也有对落后分子的批判。他在处理正反面人物时，采用了道德政治化的手法：《光荣》中的原生媳妇小五，自私自利，不但不理解丈夫的革命行为，相反还背晦丈夫，埋怨丈夫让自己守寡，对于这样一个落后分子，孙犁在她的相貌上也做了处理，“媳妇的眼皮和脸上的肉越发搭拉下来。这个媳妇并不胖，可是，就是在她高兴的时候，她的眼皮和脸上的肉也是松卷的搭拉着”。按民间说法，好人面善相，而坏人则一脸的“横肉”，原声媳妇便属于后者了。而作者对于秀梅的刻画就不同了，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且大公无私，主动承担了照顾原生父母的担子，却把自己的婚事放在脑后。这一写作方法显然能给读者留下充足的道德评判空间。可以说，这种“乐观”情绪也是与抗战主流分不开的，他们已经被一种预期的胜利深深地浸染着，并且能够将这种情绪持续下去，全然忘记了“痛苦”是什么。 我们说，孙犁虽善于刻画女性形象，但他有意忽略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即在小说中，女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性别意识的缺失，包括爱情意识。在这些女性心目中，丈夫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伴侣和配偶层上的意义了，而更是战友、同盟，在他们之间更为鲜明的是一种阶级情意。正如前所说，全民已经被“革命意识”所环绕，夫妻之间也不例外，他们拥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奋斗目标，那便是击败敌人，赢得国与家的安宁与和平。因此，夫妻之情在文中便表现的极其淡薄、渺小，夫妻组建起的小家庭的和睦与安危已经远远比不上由全体人民共同构成的“国”的共同体的安危、和平重要了。换言之，女性对于革命胜利的向往和渴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她们对于男人的依赖心理及感情的细腻敏感等意识可以淡化甚至完全被湮没。于是，“在他们，没有人谈论今天生活的得失，或是庆幸没死，他们是：死就是死了，没死就是活着，活着就是要欢乐的。”这种心理或是情绪造就了革命的情绪。“假如要研究这种心理，就是他们看的很单纯，而且胜利的信心最坚定，因为接近敌人，他们更把胜利想的最近，知道我们不久就要反攻了，而反攻就是胜利，最好是在今天，在这一个月里，或者就在今年，扫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惨痛苦的痕迹，立刻就改变成一个欢乐的新天地”，“由胜利心理所鼓舞，他们的生活情绪就是这样”(《人民的生活情绪》)。正是这样一种乐观的情绪，再加上纯善散发的温情以及与人民子弟兵浓厚的感情相交织，让这些女性身上绽放出最为壮美、永不凋零的人性之花。或许，正是这种忽略，才让女性美好的品德在以国家为重的大前提下得以彰显。 正是在当时“抗战”意识的影响、人性本有的善与美，再加之孙犁独特方式的表达，理想人情与人性便被完美刻画，孙犁小说中的人物也因此成为至善至美的象征。这不仅给予“弘扬革命与英雄高于一切”的环境一股清凉之风，即使在现代这个各种文学风行的时代也同样能够带给人心灵的震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