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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黄人通过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和百科词典的编纂，将世界意识纳入文学观念，使世界文学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中得以呈现，成为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发展的重要一环。以此为起点，中国知识分子不但进一步扩大了文学的域外意识，而且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开始与近代世界接轨，这其中以鲁迅和王国维的世界文学实践最具代表性。 在考察中外文学之后，鲁迅找到了“摩罗精神”作为救治中国弊病的良药。摩罗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域外的文学精神，也是鲁迅眼中世界精神的表现。《摩罗诗力说》(1907)把对摩罗精神的提倡与“国民精神之发扬”、“世界识见之广博”联系起来，旨在启迪民众的国民思想和世界意识。他的思考虽仍以世界文明兴衰为背景，但已具有明确的世界文学维度。他评价印度吠陀是瑰丽幽琼之“世界大文”，指出其“启人生之闷机”的精神特征和“直语其事实法则”的现实意义[15：65－74]。这既是对文学功能的强调，也是对于文学本质的确认。鲁迅对摩罗精神和世界大文的选择，不仅直接表明了他的世界文学意识，而且暗含了他的世界文学判断。这种判断也体现在《域外小说集》(1909)的编选中。《域外小说集》不仅选择了“小说”这种“世界性”的文体，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力求突出“域外”的特色。 从内容上来说，编选者既考虑到了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成就，又注意到了收罗范围的广阔。这种编选原则实际上是将世界文学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纬度、普适性和相对性结合了起来。他们还认识到翻译是异域文学新宗的重要途径，希望能够忠实、准确、“弗失文情”地将其传入华土。这对于后世学者研究世界文学与翻译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对象。此后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1917)、胡适《短篇小说集》(1920)等，均为晚清以来译介世界短篇小说的经典文本，其渊源均可指向《域外小说集》。周作人作为鲁迅这些文学事业的重要合作者，在其间得到的锻炼，更是为其以后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打下了基础。从形式上来说，“域外”一词正反映了中国人面对世界文学之初的那种文学的地理意识。此后，周作人还编辑过专论外国文学的《异域文谈》(1915)。无论是“域外”、“异域”，还是“异邦”、“异国”，近代文学大潮中的世界意识正是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来的。 当代法国比较文学家伊夫·谢弗勒曾指出，“异域的”与“民族的”、“熟悉的”往往是相对的，而与“陌生的”、“外部的”属于同一范畴[16：15－17]。异域文学对读者来说，常常意味着陌生的、不熟悉的、非本民族的文本。因此，突出文学的域外特征是发生期中国接受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选择，也是世界意识在文学领域最直观的表达。这种倾向从我国最早的专业文学刊物《瀛寰琐记》那里已现端倪。这份维持了4年(1872年11月－1876年2月)的刊物先后两次更名，1874年更名为《四溟琐记》，1876年又更名为《寰宇琐记》。无论是“瀛寰”、“四溟”，还是“寰宇”，都是对文学地理身份的强调，都突出了文学的域外特征。可见，对文学域外特征的强调是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最突出表现之一。这种异域的色彩还因为近代出版和印刷技术的提高变得具体可感。如由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包天笑主编的《小说时报》等都注意了文学类插图的刊登，这既是对于世界文学时效性的一种确认，同时也成为激发人们的世界文学想象的重要媒介。多年以后，郑振铎参照英国文学家德林瓦特，编纂《文学大纲》之时，更是以图配文的方式将世界文学的丰富多彩展露无余。 与鲁迅相对照，王国维对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贡献在于为文学的价值评判确立了世界性的标准，进一步明确了近代的文学内涵。1904年至1907年，王国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歌德、席勒、莎士比亚、斯蒂文森、托尔斯泰等人的传记文章，时常以“世界的文豪”、“世界大诗人”、“世界之人物”等语对这些人物做出评判，其着眼点就在于“世界性”。梁启超在19世纪末已经有了要成为“世界人”的提法，到了王国维这里，他更是将这种“世界性”标举甚高。他尤其推崇歌德和席勒，分别视之为“世界的”和“国民的”诗人的代表[17：300－301]。他认为莎士比亚“以超绝之思，无我之笔，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所作虽仅三十余篇，然而世界中所有之离合悲欢，恐怖烦恼，以及种种性格等，殆无不包诸其中”[17：392]。这实际上是指出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本质原因。王国维不但将世界性作为文学家、文学作品的评价尺度，而且还自觉地实践着这种批评理念。他从人类文学的共通性出发，阐明了文学的世界性内涵：“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一己之感情，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18：306]。这一提法与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颇为相像，歌德也是主张“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19：112－113]。从王国维对歌德的推崇来看，歌德关于文学普遍性的认识很可能影响了他的文学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受叔本华思想影响，王国维在晚清文坛以主张文学和学术的无功利性著称，他反对梁启超将文学视为政治的工具，倡导破除中外之见，使学问不再沦为政治的附庸。这实际上捍卫了学术的独立和纯粹。尽管在文学的功用论上王国维与梁启超并不一致，然而在突破文学的国界限制、融入世界文学方面，却又有着一致性，甚至比梁启超走得更远。究其原因，此时的梁启超更多地以政治家身份出现，而王国维则是一名纯粹的学者，他们的立场自然有所区别。更重要的是，王国维具有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力，因此能够将文学问题哲学化、理性化、综合化。正是广博的知识背景和宏观的思考角度使他没有局限在文学研究内部，而是看到了世界学术的互通性，认为中国学术的希望在于与世界学术的接轨，在于“兼通世界学术之人”[20：379]。这样的预言不但彰显了王国维的世界意识，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治学方法的问题：只有以世界学术为借镜，才能发扬中国学术；只有参照世界文学，才能建设中国文学。 作为一名教育家，王国维较早地将这些思考纳入到近代大学学科设置当中。他提出文学科下应分设“中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两个科目下均须设“中国文学史”和“西洋文学史”课程，充分显示出沟通中外文学的思想。这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史上，可谓卓有远见的一项提议。他还主张学习外国文学必须以学习哲学为辅助，看到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辅相成：“今文学科大学中，既授外国文学矣，不解外国哲学之大意而欲全解其文学，是犹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辙，必不可得之数也”[20：379－380]。可以说，王国维对世界文学的思考是以世界学术作为大背景的，更多地体现了文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研究学科的特色。 总之，“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与晚清以来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出现和世界知识的普及密不可分。它不仅是一种文学观念，而且是与时代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意识存在。世界意识的出现是导致中国“世界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近代中国人在从“天下观”到“世界意识”的转变中，在接纳世界知识的过程中，在对“世界文明”、“世界文化”乃至“世界历史”的言说中，在创立近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尝试中，将世界意识引入文学变革，获得了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发现并确认了“世界文学”的存在，并逐步开启了其话语实践。这一历史进程是此后中国百余年形态多样、内涵丰富的“世界文学”话语实践的起点，值得回顾和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