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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产生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是较为晚近的事情。我们今天使用的“世界”一词对于许多晚清人而言却是一个“新词汇”。此前，“世界”主要作为佛教用语出现，并不指向现实。传统的中国社会盛行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代表了不变的宇宙道德秩序。至于周边的异族，则可以用“四夷”一言以蔽之。世界意识的建立必然伴随着中国中心观念的动摇与破灭，“世界之中国”作为一种认识范式，随着日益深重的民族苦难逐渐在晚清浮出历史的水面。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国人的世界意识才开始被激发出来。“世界”这一传统佛教用语不仅开始出现新的内涵，而且使用次数激增。与之平行的是，“国家”、“民族”的使用也急遽增加[2：246]。世界意识的产生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观念的确立。从不变的“天下”迈入变化的“世界”、努力想要融入这个世界，成为自晚清以来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与世界相关的“新知识”被视为进入世界的一个必要条件[3：89]。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地理与世界历史类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著作大都编译自在近代化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日本。地理和历史常常是人们了解其他国家的两个最直接的切入点，对于新旧世纪之交迫切渴望了解域外世界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些知识的普及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直接塑造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 如果把文学看作一种知识类型，在各种登陆中国的近代世界知识种类中却难觅其影踪。以最具代表性的《普通百科全书》(范迪吉等译，会文学社1903年出版)一百种为例，主要是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西学知识”。因皆译自日文，文学史方面仅收笹川种郎所著《支那文学史》一种。此外，我们只能偶尔在各种“世界文明史”中发现“文学”的影踪。也即，文学是被附加在文明史当中出现的，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对待，并没有从历史叙述中独立出来。“世界文明”作为大于“世界文学”的一个集合，显然在这一时期更为引人注目。文学问题在这一时期还远未被提上日程。随着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普及，对文明、文化及其与地理、历史关系的探讨一度成为较早拥有世界意识的学者关心的话题。在这股浪潮中，“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等表达方式成为先于“世界文学”出现的重要语汇，历史意义重大。这一时期对于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的理解也影响了以后对于世界文学的认知，是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前语境。 梁启超作为晚清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学术观念也反映了近代中国世界文学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他不仅深刻反省过中国人从天下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而且在其学术思想中贯穿着自觉的世界意识。他在1892年列出的读书计划涉及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世界经济、世界政治诸多层面，体现出鲜明的世界视野[4：3]。这种世界意识在他后来许多“笔锋常带感情”的论述中曾反复出现。可以说，梁启超在近代意义上使用了“世界”一词，而且是与国民、民族、国家、天下等词语的对照中使用此词的。他频繁使用“世界文明”的概念，强调“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责任”，主张中西文明的互补，也自信地确认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4：2985－2987]。在借由日本研究世界历史时，梁启超很快就意识到了西方人所谓“世界史”实乃“西洋史”的缺陷，对日本学者率先将东方民族的历史引入世界史书写之中的做法，表达了赞赏之意，称其为“真世界史”[4：329]。梁启超还多次使用过“世界文化”的概念，认为中国文明所陶铸而成的国民思想与国民意识“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4：3606]。梁启超对世界文明、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的谈论立场与歌德对世界文学的预测颇有几分相像，他们不仅都意识到了世界的存在，而且看到了世界的融合以及国家、民族对于世界的贡献。虽然梁启超更多的是从政治思想史、文明史等角度着眼，然而他对世界文化的全局意识和整体观念是很明显的，他的思想资源对于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发展无疑有着启示意义。 曾经留学德国、最早将歌德的作品译介为中文、并较早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到中国的马君武，也具有自觉的世界意识。1902年他参与创办了《翻译世界》杂志，旗帜鲜明地用翻译这一利器普及世界知识。马君武在这一时期的多篇文章中都表现出他的世界意识及抱负。他对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并且将这种理想精神发展为对中国文明崛起的热切期盼[5：88，119－123]。从文明史的角度思考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这是近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普遍思路，其中的“觉世”之意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马君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还较早地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也提出了“世界文学”思想，其立论基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文学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马克思的“世界文学”也可以理解为“世界文化”，预示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马君武的知识背景中有明显的世界文学色彩，他对雨果、拜伦、歌德等文学家的评介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很难说他是否注意到了歌德或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的关系。《共产党宣言》中文的最早译本出现在1908年3月15日的《天义报》(1907)第16－19号合刊上。这份杂志是何震(刘师培妻)主笔的女子复权会机关刊物，在东京出版。该刊所发表的译本是译者“民鸣”根据幸德秋水1906年的日译本重译的，只有第一章，其文字语句75％以上沿袭日译。在译语对照表中，可以看到与世界相关的“世界市场”、“世界人民”、“世界之文学”等词组，均沿袭了日译[6：189－204]。这恐怕是有资可查的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念用中文传播的最早、最直接的证据。日本成为“世界之文学”这一语言表达进入中国的中介，还有其他证据。1916年5月20日，在梁启超担任主编的《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五期的“时事日记”(4月30日)栏，刊登了泰戈尔即将访问日本的消息，其中援引了日本朝日新闻社特派员记录的泰戈尔有关“世界之文学”的言论，称泰戈尔“言及世界之文学，虽任何国之文学，均各有其特殊之妙趣，非唯知名之人，即在无名之青年，亦时有足以尊敬之品价云”[7：12－13]。显然，《大中华》杂志通过转述日本人会晤泰戈尔的新闻，使中国读者了解了泰戈尔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而其中“世界之文学”这一表达带有明显的日本背景。 这些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正如甲午战争之后，大量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新名词一样，“世界之文学”这样的说法，具有明显的外来背景，是早期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一种语言形态。20世纪初，黄人撰写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观念的获得方面也受益于日本的影响[8]。1920年代，陈望道根据日译本和英译本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译为“世界的文学”，也明显受到了日译本的影响。因此，中日两国在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问题上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值得进一步深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