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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的多样表达 作为引领知青文学的一面旗帜，作家梁晓声认为，自己作品中的温暖底色可能与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我是1966年老三届毕业的，经历‘文革’两年后下乡。我是带过红卫兵袖标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就此质问。德国电视台来采访，我说，红卫兵时期是那样式的，我不是那样式的。恰恰是‘文革’中，我和同学们的关系是好的。当看到老师被剃鬼头时，我给我的老师敬礼。因为一次敬礼，我的老师多年后仍打听我在哪里。我要感谢文学。我在‘文革’前看了那么多文学作品，文学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身上印证了，我接触了很多知识分子，我对所有受伤害的人表现出友善。没有一个同学或同事，站出来说：我来揭发我所认识的梁晓声。”梁晓声说，并不是说自己有多好，而是说好的文学非常重要。 在知青文学的写作队伍中，作家王松用一种极端化的方式表达知青的绝望，“冰冷”、“尖锐”成了他的标签，其作品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恶，让人读到了特殊年代中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的暴力和冷酷。甚至有评论家说，王松写的知青小说是“恶之花”。他坦率地说，写作是灵魂深处的外泄。真正的好作家不应该在作品中欺骗别人和自己。关于作品中对人性恶的深刻揭露，王松说：“在我开始对生活有记忆的时候，我所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感受到的温暖是很少的，这些决定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文革’中我父母被关在牛棚里，我是在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有一种极度的自卑，也使我永远站在生活之外，对任何事都做旁观者，使我本能地对生活有一种绝望。”不同的作家，认识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个体的差异。有的作家看待问题很达观，很宽容，他很羡慕，也很尊敬他们。但是他也相信，偏执也是一种作家性格。“用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时有这样的情结，受到这样的伤害，决定了我对问题的思考。我最典型的代表作品《红汞》、《双驴记》也是这样。每当写起这样的小说，我有一种快意，有一种淋漓尽致的酣畅的感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