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时代的剧变中，先生一代，如鲁迅，是走异路，逃异地，寻求“体制外”的人生的。后来整个政治秩序的重组，使得原先的“体制外”变成了“体制内”，打破规范的一代人重新建立了新的规范，内容尽管有别，其权威形式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假使历史的进程是一种简单而规律的新陈代谢，那么“走异路，逃异地”的范式或许可以被复制，旧权威也会自然地被新权威所取代。但晚清至于辛亥至于五四，这短时期内发生的狂暴的改变，很难再重新来过一次。即使是鲁迅，从借清廷助力留学日本，到南北议和后随众赴京，始终也都是被裹挟在时代浪潮中的一个个体。其转徙与安定，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自己决定的。 在谈到沈从文早年经历的时候，《公寓里的塔》的作者就显现出了理性的历史观。一方面，他承认 “空间转移与身份想象之间的微妙关联，是沈从文早年经历的一条潜在线索”，另一方面，他这样判断：“沈从文的出走与一连串的‘偶发’事件有关……但偶然的背后还是有必然。换言之，他个人的选择，实际上发生于近代以来社会流动方式大变动的历史背景当中。” “在历史的动荡和社会结构的转换中，正途与异途的关系，也往往会发生变动，更多的社会参与可能展现出来。” 新青年的导师一代是在时代剧变中走向新一种权力秩序的。这种历史的机遇所带来的“崛起”，可以说是不能被复制的。在这种秩序逐渐稳固下来的过程中，文学“志业”作为一种口号被提出，召唤出新一代青年，并且极大程度地作用于新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上。但是口号的力量似乎只是更多地表现在了形而上的层面中，当文坛成为两代人共享的空间时，“志业”口号的激进性则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悖论：导师一代并不能允诺文学作为志业的真正实现。其后果，并不仅仅在于理想的落空，更在于一个青年群体的集体性身份焦虑，以及更为切实的，生存的困境。 在第五章的研究和论述中，作者对这一困境的解决提出了三种方案。陈毅、丁玲与沈从文，作为一度致力于写作的文学青年，在二十年代，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突破了“硬写”的僵局。“硬写”是对当时文学青年创作情境的一种总摹。写作者在简陋的室内艰辛地创作，却成果甚微，极低的效率转而又成为写作者的心理压力，使得创作更加艰辛，如此恶性循环，写作者的尴尬几乎导向写作本身的危机。 “硬写”直接关联着青年急于“上位”的焦虑，背后是内在于新文学生产机制的矛盾。一方面，生计直接与稿费相关，另一方面，关于“志业”的规定又要求从事者的精心与敬畏——除了外向的责任感，“志业”的意义更在于“一种价值投入感，一种特定的身心安顿感。作为‘终身的事业’，它在于人生切要的同时，也让从业者沉浸于这项工作，体验到一种超越性的快感”。但当文学青年可能的出路呈现为三种不同的图景，在陈毅、丁玲与沈从文身上分别展开以后，《公寓里的塔》让我们看到，文学“志业”的色彩都或多或少地减退了，不再是某种本质性的使命式的内在召唤。相较于走出“硬写”圈套的陈毅和丁玲，沈从文的选择提示了与文学从事者最相关的可能性。他并未离开作者的位置，但却建立起了不同于“志业”的一种自觉意识，也就是书中提出的“间离”。对文学空间的清醒感觉，对读者趣味、市场取向的敏锐意识，令他成功地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至于此，崇高的“志业”已经隐然被“职业”这一概念取替了。那种类乎宗教式的对文学从业者的召唤，终于在现实中得到了落实，伴随这种落实的，是专业化的技巧和觉悟，是与市场的互动意识，是理性对迷狂的胜利。 而当“职业文人”的身份定位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反观“志业”的宣言，或者可以说，为了“志业”而投身文学的青年们，很大程度上，都被“志业”本身异化了。鲁迅遭遇的那个“杨树达”就是其中极端的一例。 从这个意义上看，关于沈从文早年经历的考察，以及对于突破“硬写”圈套可能性的探索，是全书中最有建设性的部分。1920年代文学青年的困境，文学生产本身所蕴含的空间，文学“志业”的前景，这些问题，在详实的历史爬梳，精到的文本细读与深刻的社会学分析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解释。 《公寓里的塔》的作者，既是诗人，也是文学研究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在关于文学青年的论题中似乎别具深意。尽管是讨论近于一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但某些藏在人心里面恒常不变的东西总会让我们赋予这个学术话题一些学术之外的关切。这也是此书耐读、好读的原因之一。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