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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和《再别康桥》的发表，以及诗集《死水》的出版，将现代诗歌文法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现代诗歌文法在现代诗歌写作中获得了诗学上的正当性，并且激励着无数的有识之士继往开来地进行探索与实践。 叙事学家迪普莱西曾经从话语方式和文类特征两个方面界定过诗歌的段位性：“一种能够通过选择、使用和结合段位说出或生产意义的能力。”段位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空白，是诗歌必不可少的要素。诗歌的段位通常有韵律、标点、单词、短语、诗行、诗句、诗节、诗章，它们是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措词方式、句法组织和语言模式，即诗的结构与肌质。俞平伯说：“诗总要层层叠叠，话中有话”，“章法句法的前后变换，目的总在引起人的注意，鼓动人的兴趣”。 西化文法的诗文之别 至于中国现代诗到底要不要这种西化文法，当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以西化文法为准绳，指责古诗不讲求文法，胡适力主“讲求文法”。第二种意见既反对以西化文法否定古诗，又反对以西化文法作现代诗，即主张“诗无文法”。康白情以追求自由与美为圭臬，旗帜鲜明地高喊：“打破文法的偶像！”甚至提出“零乱也是一个美的元素”。同时，他还针锋相对地回应了钱玄同对杜诗的批评。他认为，不能以西化文法来批评诗歌文法的通与不通。换言之，语法逻辑上的通与不通，不是评判诗的标准，检验诗的标准应该是自由与美。第三种意见虽然理论上反对，但在现代诗写作实践中却大肆采用西式文法。朱自清在理论上反对将西化文法掺入现代诗，认为“流弊所至，写出‘三株们的红们的牡丹花们’一类句子，那自然不行”。然而，他的《满月的光》里“的”、“在”、“们”，文法逻辑明晰，散文化倾向明显。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意见，都十分关心西化文法与现代诗之间的关联，只是因为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产生了意见分歧。极力倡导者与践行者，为了区分新文学与旧文学之不同，尤其是现代诗与古代汉诗的差异，几乎无条件地认同并采纳西化文法，乃至不分诗与非诗。大力反对者却是站在维护诗的立场上，站在好诗不分新旧的美学立场上，视西式文法为诗歌天敌。随后，穆木天进一步强化诗文有别，进而区分了诗歌文法与散文文法。他认为，诗有其特殊的思维和逻辑，即“诗的思维术”和“诗的逻辑学”；他称之为“诗的Grammaire”，即“很自由的超越形式文法的组织法”。经过这种针锋相对的论争，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慢慢确立了诗歌与散文有别的观念，尤其是能够认识到诗歌语法与散文语法之不同。 在现代诗的草创期，人们对诗歌的特殊段位与空白的认识处于朦胧状态，对现代诗具有特殊语法的思考与实践处于不断修正的过程中。冰心的《可爱的》发表情况具有代表性。1921年6月23日，当冰心把《可爱的》投给《晨报副刊》时，还是一篇短小散文；可是发表时，经过“记者”（据考证，该记者为孙伏园）改动，最终以分行的诗歌形式刊载出来。与此诗同时刊发的还有“记者”的按语：“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可爱的》叙述了与宇宙同样可爱的孩子如何可爱，倘若按散文形式发表出来，就十分平常。后来，按诗的形式发表出来，因为有了诸多段位、反段位及其空白，凸显了孩子“可爱的”一个个场景和细节，让人慢慢回味。 看来，当年不只是在冰心那里，诗与非诗的界限不甚清晰，就是在孙伏园那里，散文、杂感和诗的分类也只有个“大概”。他把“很饶诗趣”、“极饶诗趣”的文字当作诗歌发表，他区分诗与非诗的标准是“须看文字的内容”，这与后来废名所说的“新诗”虽然使用的是“散文的文字”但必须要有“诗的内容”具有渊源关系。施托尔佐娃·鲍什科娃在《中国现代韵律学的起源》里说：“冰心的主要价值在于其诗歌与小说这两种文体的相互渗透。冰心在诗中，也像在她随意的散文中一样，无须尝试就解放了自由流动的语言。她把它熔入到她并不知晓的诗歌的特定形式中。在她的时代，这种做法并不巩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