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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筵”是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自汉唐以来至宋代逐渐具备完整体系。据韩国史料记载，1116年，睿宗在宝文阁聚集大批学士讲论儒家经典，由此看来，高丽时期就已存在类似“经筵”的君王教育活动，但正式的讲论经史主要集中于朝鲜时代。尤其正祖时期（1776—1800），君臣间的学术活动被称为“经史讲义”，其中“诗经讲义”收录了正祖与文臣间的800余条问答记录。因此，这一时期的 “诗经讲义”作为研究朝鲜后期诗经学多重样相的重要史料，成为近来韩国诗经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同时，结合朝鲜后期中国书籍的流入状况，开始出现探讨毛奇龄等人的观点传入韩国所产生影响相关的论文 （《正祖朝诗经讲义中毛奇龄说的批判与接受》），从而激发了对“诗经讲义”的多角度研究。 韩国《诗经》翻译的起点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如果包含口诀、释义时期，可以追溯到新罗时代，退溪《诗释义》中可以发现朝鲜中期翻译的大体轮廓，而宣祖时期着手完成的《诗经谚解》可视为最初最具完整形态的韩文版《诗经》译本。目前，韩国《诗经》翻译相关研究，主要有对朝鲜时代《诗经》谚解进行历史考察并分析其特征（《经书谚解研究》），或通过个别学者对《诗经谚解》的分析，阐释其诗学观点及 《诗经谚解》特征的相关成果（《〈诗集传详说〉对〈诗经谚解〉的翻译学考察》）。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在研究时限上，目前韩国诗经学研究大多偏重于史料较为丰富的朝鲜时代中后期，朝鲜时代之前以及近代的诗经学阐释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相关原始资料收集和数据库建设工作已开始启动。韩国现有诗经学研究侧重于《诗经》文本或特定经学家的《诗经》注释，在《诗经》研究与文学、文化、历史、地理和博物学等研究领域紧密融合的学术背景下，韩国开始重视《诗经》与其他儒家经典在语言、内容、思想方面的关联性，以及与后代注释间的相关性研究。 《诗经》谚解、翻译研究的多样化，“经筵”中反映的对《诗经》理解的演变历程，相关文献中散见的《诗经》观及《诗经》运用的综合研究，朝鲜时代学者们对朱熹诗经学多角度理解的考察，韩国诗经学研究方法论及研究角度的多样化，《诗经》经典阐释与其他经典阐释间的横向比较等方面，都体现了韩国诗经学研究的新动向。关于“诗筵”研究，韩国研究者利用现存《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中的相关庞杂史料记录，试图厘清统治阶层、教育制度与朝鲜时代学术思潮的复杂影响关系。朝鲜时代的《诗经》注释中，以朱熹诗经学为中心的注释占据相当比重，纵深分析这些注释间的观点差异，成为研究朱熹诗经学韩国演变过程的关键。 发掘多样而新颖的诗经学观点，一直是韩国诗经学研究的中心课题，目前相关研究正从过去诗经学研究中寻找被忽视的研究对象，赋予其经学史或文化史意义。比如，有些研究从音乐或今文经学的角度出发探究《诗经》，研究的兴趣点和覆盖面大幅拓宽。目前，韩国正通过个别经学者的《诗经》注释和各种文集、燕行录、唱和集等，试图综合整理和构建《诗经》的注释体系。同时将《诗经》与诗学美学、文艺美学研究相融合，将源于《诗经》的概念和思想在韩国经学、文学、哲学中重新阐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3YJC752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