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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鲁迅，是那个由杂文和小说建构起的似“匕首”、“投枪”一样坚硬的鲁迅，是那个在五四新文化话语实践中以身作则、直面鲜血和现实的启蒙领袖，是不断被冲击、不断被批判却又坚持批判且绝不宽恕他人的“那一个”。然而，我又分明感知到另一个鲁迅的存在，一个柔软的、惶惑的、虚妄的鲁迅。 回溯至20世纪初期，一开始就注定了混乱动荡的背景，战火蔓延，大事频仍，几乎每一次风吹草动都让中国新生的具有现代意味的知识分子踌躇满志，而又选择艰难，一种矛盾的心态潜在地左右着他们的身姿，乃至信念。投降，抑或战斗；缄口不语，抑或口诛笔伐，不同的文学或政治立场，不同的观念理想，不同的精神取向，一时间热闹非凡。身处纷乱之中的鲁迅，自然也不能超越于历史，只是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比他人更有着清醒的自我追求，即希望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现状的改造和重建，然而，每一次的选择却总是指向唯一的结果——失败。于是，他的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也愈积愈甚，在他的心灵上涂抹了一种一生都无法淡化的“虚妄”色彩。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有，即与绝望相同，同为虚妄；无，则依旧陷入绝望之深渊，等于无望。希望的虚妄性，使鲁迅的心一直挣扎于脆弱、无奈、痛苦之中，而寂寞又仿佛一条柔软的蛇，时刻等候着，伺机缠住那苦闷中的灵魂。正如1918年《狂人日记》诞生之前的那段苦痛难捱的时光，他只能选择百无聊赖地抄写那些冰冷的古碑（虽然也是他所喜好的），以消遣寂寞。幸好钱玄同来了，带来了《新青年》的橄榄枝。虽然鲁迅那时只是个教育部门的低级官员，还没有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热心与热情，看起来也好像是被动地“卷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鲁迅来说，慰藉寂寞的方式最终还是选择他所倾心的文字，虽然文字在改造社会的效果上是无力而贫血的，虽然他还是对“希望”心存疑虑和戒备：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