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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郭沫若与重庆士林的诗词唱和远不止这些，汪国垣在酬答金毓黼时用的是“寺字韵”，这是当时重庆极为流行的“寺字韵”唱和，新旧文化人大多都有参与，诗作总体数量可能要以百计。郭沫若也并未外于寺字韵唱和。1959年出版的《潮汐集》中便收录了一首题为《登乌尤山（用寺字韵）》的七言古诗，在注释中他写道：“当年重庆诗人盛行用寺字韵，叠相倡和，成为风气。余亦偶为之，今仅存此一首。” 事实上，郭沫若曾创作十几首寺字韵诗，其中一部分经由他的书法作品得以保存，后来也逐渐为学界发现。而“鞭字韵”唱和更是以他为中心，创作数量也达十首左右。可见，诗词唱和是他与士林交往的重要方式。 制作砖拓、唱和题识等颇富文人雅趣，郭沫若、田汉、常任侠这些新文人参与其间，这个现象颇有意味。实际上当时重新大量写作旧体诗歌是一个普遍现象，除了郭沫若、田汉以外，还有朱自清、老舍等人，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这种现象的出现，或许与抗战的历史语境有关，日本入侵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引发了文人家国兴亡之叹，而旧体诗词在这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外敌入侵所激起的民族情怀，也激发了新文化人的文化本土意识。因而，对于郭沫若等人来说，写作旧体诗词的一大动因，确实是如学者刘纳所指出的是“旧形式的诱惑”。但也不仅如此，就郭沫若而言，此时，其日常交往的对象也不乏黄炎培、马衡、于右任、沈尹默等政界或文化界名人，而对雅好旧体诗词的他们来说，诗词唱和这种文人交往的传统方式，无疑更为理想。因而，郭沫若之所以再次大量写作旧体诗，除了文化心理以外，与旧体诗词的社交功能也不无关系。而他的旧体诗多为题赠酬答制作，这既表明了郭沫若的社交需求和方式，也表明在当时的语境中，旧体诗在社交领域比新诗更有优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