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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形而上的沉思，涉及人活着的意义、个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爱与孤独、生死价值等古老课题。在20世纪几乎全人类都在质疑传统观念的大语境下，此类思考回应着现代人的种种困惑。贝娄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曾经说过，他赞成康拉德的文学理念，“艺术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其一生创作，从成名作《晃来晃去的人》中对自我存在位置的探问，到85岁高龄写出“天鹅之唱”《拉维尔斯坦》中的生死沉思，他一以贯之地关注和讨论着这些根本问题，并沉潜其中，书写出作家浓厚的价值乡愁，在其文学世界开掘了精神的深度。而这样的问题，对于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丢失精神家园的人们、在科技体制中面目逐渐模糊的人们、在经济发展中不断被忽略和遮蔽着的个体生命们，都是每天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这两个维度形成了一个横向与纵向相交叉的坐标系：横向方面通向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分析、展现与批判，在一个复杂丰赡的世界，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20世纪欧美思想界的各种现代性反思，成就了贝娄的当下关怀和使命意识；纵向方面通向个体生命与人性精神深处，伴随着不断的质询与纠结，在一个个具体情形中，在一次次精神困顿中，叩问着现代人的孤独、挫败、迷失与心灵之漂泊，体现了贝娄和欧洲传统人文理念的联系及矛盾。事实上，两个维度在时间和空间中本是胶着在一起的，它们在坐标点上形塑了作家创作的智性和思想性特点。 这正是贝娄的价值所在。作为学者型作家，贝娄所关注的各种问题，应该说是20世纪且延续到21世纪的世界性话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互联网的普及，科技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每一生命个体都被缠绕其中，在现代化路上蹒跚向前的人们，已逐渐品尝到物质的欢乐喷泉中涌动着的苦涩。因此，贝娄作品中展开的现代人的各种困境，正是今天包括以后很长时间人们要面对的现世处境。贝娄的小说人物，庶几即现代人的象征。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在不断被拔根的现代人生活中，在涌动着的无根的陌生人世界里，贝娄的小说述说着无数人难以言说的苦恼。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贝娄和《纽约时报》有过一次对话，其中谈到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在审美层面上的小众性（传播难以广泛）、19世纪经典人道主义作家对社会正义和人性关怀的大众性问题。他明确说明，自己的文学理想介乎两者之间：在人物心理意识层面展现着社会问题，在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繁复精微地去表达现代人的各种个人化处境。基于如此明晰的创作理念，我们便在贝娄的种种深层掘进中，听到了现代人思想和心智的吁求、探讨、质询之声，伴随着作家智慧的嘲讽，使得人生的磕绊不断成为高屋建瓴的喜剧性审视，将一种家园缺失的现代乡愁表达得淋漓尽致，使读者获得心灵上的共鸣。 贝娄的骨子里依然持有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它们散落在小说的方方面面，成为其故事与人物的基本精神支撑。这样的理念游走于故事的夹缝里，明确的表达便是：我们是在不断失败，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学到了一点东西”；人类确实制造了一片一片的荒原，但并不能说明人类即将毁灭，在这些失败与痛苦中包含了对历史的反思，我们可以怀抱希望，在批判中不断努力寻求和重新建构人性道德。同时，贝娄也十分看重文学艺术，认为艺术中珍藏着人性，“文学之所以存在，因为作家相信个性和人性的精神力量”。因此，在他90岁高龄之际，还和朋友一起创办纯文学刊物《文坛》，被读者称为“医治我们每个人都患有的人类萎缩症的一剂良药”。 这是贝娄的努力。他以自己六十多年的创作，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也留给了后世有关人性、艺术的无限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