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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不作”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其记：“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曹魏时期经学家何晏在其《论语集解》卷四引包咸曰：“老彭，殷贤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大戴礼记·虞戴德篇》亦记孔子说：“昔商老彭及仲傀，政（指大政方针）之教大夫，官（指一般政务）之教士，技（指具体技艺）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由此可知，孔子这句话是说，对于先王旧说，只作阐述传授，不作创新，喜好并且笃信古代文化，私下里把自己比作商朝的老彭。 孔子博学多识，为什么对于前代文化只能阐述，而不作创新呢？《礼记·中庸》的理解是，“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因为“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则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当政者如果有位无德，即使创作新制也无人执行，孔子虽有其德而无其位，只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正所谓“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礼记·乐记》也认为：“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圣人作经，贤人作传”。所以，不宜简单地把“述而不作”理解为孔子的“自谦”。《墨子·非儒篇》把“述而不作”一语引作“君子循而不作”，其含义完全一样。《广雅·释言》的解释是：“循，述也。”历代注家对于孔子这句话，均无异议。 古往今来，任何一位思想家都不可能不受他以前文化资源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他所处时代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认知一个人的思想，不得不考察他所生活的时代，所以，古人主张“知人论世”。 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天下无道”的政治局面使孔子无由出仕，只得把注意力集中在整理和传授古代文化上。孔子不仅熟知古代文化，而且充满了自信，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为了“传道”的需要，他系统整理了“六艺”（即后世所说的“六经”：《周易》、《诗》、《书》、《礼》、《乐》、《春秋》）。 正是由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严谨态度，珍贵的前代文献内容才会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再由他众多的弟子发扬光大。反之，如果孔子当年果真任凭己意加以删改、“不知而作”，后世将再也无法如此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我国古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人所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一语，确非过誉之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