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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24日，是父亲邹韬奋离开我们60周年。巧的是，在不久前，我有幸得到了一份与公开发表过的《邹韬奋先生遗嘱》不同的“遗嘱”。 那是今年3月30日上午，徐伯昕叔叔的次子徐敏代表徐家，给我送来一本泛黄的簿子，据称是从伯昕叔叔的遗物中清理出来的。我仔细阅读后，不禁兴奋起来。 簿子薄薄的， 小16开本稿纸大小，共33页，薄牛皮纸做的封面、封底，簿内有五篇文稿，全是直行书写。第一篇是无格白色纸，占1页，正反面直行书写，题为《遗言记要》，下注“卅三年六月二日口述”。第二篇是红格稿纸，占小半张纸，题为《家属近况》，一百多字，记有祖父邹庸倩、大姑母邹恩敏等八位家属的年龄、住址。按内容推测，近似简介。文后有简单记事：1、遗像，2、遗嘱，3、讣告，4、事略，5、新闻电稿。文首写有“钱处”二字。第三篇是第一篇的整理稿，占1页，下注“六月二日口述”，未注年份。第四篇是一张白色无格片艳纸，占1页，末尾书“民国卅二年十月廿三日写于病榻”，是韬奋《对国事的呼吁》一文的遗墨手迹。第五篇也是用的红格稿纸，占29页，是徐伯昕写的《韬奋先生的一生》，文尾缺页，全文未完。 我把簿子里《韬奋先生的一生》一文的字迹和《遗言记要》的字迹作对照，可以确认字迹出自一人之手。《韬奋先生的一生》末尾有这样几句话：“六月一日深夜三时左右，突然晕厥数分钟。二日即召来最接近的朋（友）。”1979年7月底，伯昕叔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纪念父亲的回忆文章《战斗到最后一息》也引用了《遗言记要》中的一段文字，并说“这种豪迈的雄心壮志，深深地感动了当时陪着他的同志和家人”。由此可以推定，《遗言记要》是由父亲口述、徐伯昕叔叔手书的。它记录了1944年6月2日的情景，父亲向身边的战友们口述他最后的嘱咐，一件件，一句句，一点、两点、三点，口语化，生活化，充满着对国家、对世界的爱恋深情。整篇文稿，今日读来，仍如亲历其境，深切地感受到当时凄凉悲壮的气氛。他忍受着“恶病”带来的巨大折磨和痛苦，那么虚弱，而对所嘱咐的事情却思虑得那么周到，那么详尽。他既交代善后，又期盼着生的希望，很想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 未发表的《遗言记要》全文如下： 我患此恶疾已达年余，医药渐告失效。头部疼痛，日夜不止，右颊与腿臀等处，神经压迫难受；剧痛时太阳穴如刀割，脑壳似爆裂，体力日益瘦弱，恐难长久支持。万一突变，不但有累友好，且可能被人利用，不若预作临危准备，妥为布置一切，使本人可泰然安眠。倘能重获健康，决先完成《患难余生记》，再写《苏北观感录》、《各国民主政治史》，并去陕甘宁边区及冀察晋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视察民主政治情况，从事著述，决不做官。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 一、关于临终处理： 1，万一突变时，即送医院，转交殡仪馆殡殓，勿累住处友人。 2，消息勿外泄，以免被敌造谣中伤，或肆意利用。 3，遗体先为名医解剖检验，制作报告，或可对医药界有所贡献，而减少后人重犯此恶疾之痛苦。继即举行火葬。 4，即派人通知雪（注：徐雪寒）、汉（注：潘汉年），转告周公（注：周恩来），如须对外发表遗言，可由周、汉全权决定内容，电告各地。 5，火葬骨灰，尽可能设法带往延安，请组织审查追认，以示我坚决奋斗之决心。 二、关于著作整理： 1，《患难余生记》第一部分与恶势力斗争，已在病中写完，第二部分为《对反民主的抗争》，可用香港华商报发表之专论辑成，第三部分与疾病斗争，可由沪地及苏北友人分写完成。 2，过去著作，《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及《抗战以来》等书尚可印行，但最好能将全部著作重加整理。如能请愈之审查，可由其全权决定取舍或增删。 三、关于家属布置： 1，家中尚有老父在平，以后可由二弟、大妹、及二妹照料，不需我全部负担。 2，与妻共同生活二十年，不能谓短，今后希望参加社会工作，贡献其专长。 3，大宝、二宝，从小专心机件构造，有志于电机工程，可予深造。我此次患病，感于医生亦甚重要，如二宝愿习医学，在高中毕业后，即入医科攻读。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 4，我二十余年努力救国工作，深信革命事业之伟大，今后妻子儿女，亦应受此洗炼，贡献于进步事业，或受政治训练，或指派革命工作，可送延安决定。 四、关于政治及事业意见： 1，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 2，对事业希望能脚踏实地从小做起，一本以往服务社会与艰苦奋斗之精神，首先恢复书店，继则图书馆与日报。 3，至于事业领导人，愈之思虑周密，长于计划，尽可能邀其坐镇书店，主持领导。仲实做事切实，亦应邀其协同努力。办报时仲华与仲持，亦可罗致。 五、关于其他方面： 1，如能查得愈之安全消息，速设法汇款前去，以资补助。 2，伦敦购回之英文本古典政治经济史与马恩全集，盼能保存于将来创立之图书馆中，以留纪念。 而1944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首次发表的《邹韬奋先生遗嘱》全文如下： 我自己（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睹）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惓念同胞，愿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望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大儿嘉骅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研习医学，幼女嘉骊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俾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韬奋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口述签字 1944年6月，上海还处在敌伪统治下，外面风声很紧，街上经常发生进步人士被捕或遭暗杀的事，极端恐怖。我们得到情报，文化汉奸陈彬和向日本人透露韬奋可能在上海。不久，又有情报传闻韬奋在上海治病，敌人正在千方百计追寻韬奋的下落。陈与父亲早年共过事，认识父亲。为了防止意外，父亲几次改名换姓，又先后调换医院，还曾住到可靠群众的家里，从而避开了敌人的耳目。可以想象，《遗言记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口述者和记录者，还有见证者，要承担着多么大的风险。 问题是，这份临终前的遗言是怎样处理的？ 对这份《遗言记要》，也许父亲原本就没有打算公开发表，所以那样真挚直白地提到他结交的许多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并把遗愿托付给共产党。可以想见，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也没有可能公开发表这份《遗言记要》。发表了，就是自我暴露，就是给敌人提供明靶。父亲很清楚，所以明确嘱咐“消息勿外泄，以免被敌人造谣中伤，或肆意利用”，又嘱咐死后“即派人通知雪、汉，转告周公”，更重要的是“如须对外发表遗言，可由周、汉全权决定内容，电告各地”。 1944年7月24日清晨，父亲与世长辞。由掩护的同志们决定：请徐伯昕和张锡荣分赴淮南和重庆向党报告。徐伯昕叔叔带着“韬奋遗嘱”于8月中旬到达苏中根据地华中局。8月18日，在苏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隆重举行了邹韬奋追悼大会，党政军民各界人士数千人参加。9月2日，周恩来获悉父亲在沪病逝，向中共中央提议：（一）在延安开追悼会，先组筹备会；（二）《解放日报》发表追悼文章；（三）中央致挽电。毛泽东同意照周恩来意见办。噩耗传到重庆，激起大后方人民的极大悲愤，悼念父亲的活动变成对国民党迫害进步民主人士的控诉。9月25日至27日，连续三天在报上发表由宋庆龄、林祖涵、董必武、于右任、邵力子、孙科、冯玉祥、沈钧儒、张澜、陶行知、郭沫若、沈雁冰、夏衍、徐伯昕、徐雪寒等72人联名发起的讣告，公布于10月1日举行追悼大会。9月28日，中共中央向家属发出唁电，电称：“惊闻韬奋病逝，使我们十分悲悼；接读先生遗嘱，更增加我们的感奋。”“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10月1日，在陪都重庆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郭沫若、沈钧儒、莫德惠等发言者热泪横流，台下群众泣不成声。10月7日，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父亲逝世的消息，公布中共中央向家属发出的唁电，并发表社论《悼邹韬奋先生》，表示沉痛哀悼，同时发表了《邹韬奋先生遗嘱》。 发表的《遗嘱》，简化了原始版中很多具体条款，隐去了人事上的设想和安排，变口语化为文字化，有精神，有原则，又讲究策略，文字简练，有条理。很多老同志回忆当年读《遗嘱》时的情景，犹激动不已，深切怀念，有的说是读了韬奋的遗嘱，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心，有的说是读了韬奋的遗嘱，激励自己，申请加入了共产党。但可以肯定，当时读到的《遗嘱》应是在原始版《遗言记要》的基础上精炼而成的。 60年后的今天，徐敏提供的这份珍贵《遗言记要》，生动记述、真实再现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它是发表版“韬奋遗嘱”的有力注释，可以让我们重温韬奋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对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向往，直至生命的最后犹孜孜不倦的伟大精神。 至于从《遗言记要》到《邹韬奋先生遗嘱》是怎么精炼的？由谁精炼的？因手头没有资料，不敢妄加猜测。《遗言记要》中说到“如须对外发表遗言，可由周、汉全权决定内容，电告各地”，到底是“周公”还是“汉”？可惜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先辈都已作古，这个疑案只好留给后人去解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