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是“赦免”的一种，在法律上，它隶属于刑法范畴之中。赦免主要有两种，大赦和特赦。前者是一种大范围、普遍式的赦免，而后者则是小范围、个案式的赦免。但是同为赦免制度，它们在功用上大致相似：“赦免在古今中外的政治法律体制中都存在，原本是君王的一种恩赐制度，是君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赦免制度逐渐演变成为国家用以调节利益冲突、平衡各种社会关系、救济法律之不足的一种有效的刑事政策。”[1]作为一种社会法则，对它的使用和理解将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状态。然而事实上，赦免制度是法律中极为特殊的一部分，它意味着因为某些原因而发生的法律松动，或者说，它是法律内部为自己设定的“违法”行为。如果说严格按照法律设定的生活是“必然生活”的话，那么赦免制度则指向了某种“可能生活”[2]，它是对这种“可能生活”最初的立法，它打开了这扇门。
    因此，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时刻感到精神上的幽闭和拘禁，那么他必然会在内在精神上寻求一种赦免，赦免之后的生活会按照他的意愿重新立法，并以此打开新的生活可能和空间，总之，他将处于一种崭新的存在状态和生存伦理之中，在其中他将最大可能地感受到存在的意义和在世的幸福。这种对个人的赦免无疑正是特赦。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难免会在某些时刻感觉到特赦的迫切，而敏感如诗人者，更会为此坐立不安。诗人张枣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旅居德国十几年，在其旅居生活后期的几首重要作品中[3]，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深陷于对“特赦”伦理的追问和寻求之中，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伴随着他生存处境的变化（主要是国外、国内两重时空的切换），“特赦”伦理在诗歌中也存在着变化。由此，围绕着“特赦”伦理，他这几首诗彼此之间既存在着发展，也存在着呼应；围绕着“特赦”伦理，他这一时期的几首诗也构建出了独特的景观。
    1997年的德国，张枣在一个清晨醒来，这为他带来一首力作《春秋来信》。纵观张枣的诗歌历程，这首诗的重要性诚如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绿扣子”一样，占据着一个枢纽性的位置。1987年，初到德国的张枣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血肉之躯迫使你作出如下的选择：
    祖国或内心，两者水火不容。
    这首诗题名为《选择》，事实上也暗示出了张枣在面对中国/德国这两重空间时的伦理抉择。在这两行诗中，“祖国”与“内心”被发明为一项二元对立，这暗示着彼时的张枣，内心是与远赴德国这一选择两厢契合的。这意味着，对于彼时的张枣来说，“祖国”作为家的能指已被抽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30年代巴金对“家”这一能指的处理），即，“祖国”作为一种空间的选择，在伦理上已然意味着某种拘禁、幽闭或不自由，彼时意气风发的削瘦青年张枣必须为自己开辟新大陆，而德国顺理成章地与张枣的内心相同构。而十年以后的1997年，年过三旬的张枣在《春秋来信》中已经开始呼吁“要关掉肥胖”，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该诗的开始写下了这样两行，在我看来，这与上面所引《选择》的开头形成了重要的呼应：
    这个时辰的背面，才是我的家，
    它在另一个城市里挂起了白旗。
    还是相同的逻辑和伦理抉择，只是十年的光阴，让张枣面对中国/德国这相同的两重空间，完成了伦理的反转：“家”重新回到了遥远的东方，而“德国”对诗人的内心构成了压抑的围城。在张枣的诗歌话语里，“内心”与“家”是同构的能指，它们在“德国”与“祖国”这两重空间中不停摇摆，诗意在这对立的两极中荡着秋千。
    “住在德国，生活是枯燥的”[4]，然而这首诗中的张枣，面对着幽闭和挫败感，虽然意识到了“祖国”的吸引，意识到了长久以来错过的“家”，但这对于张枣来说，仅仅是个开始，他在诗中描绘了“祖国”的景观，但这些景观看起来还并不清晰、具体，更像是一位久居德国的中国诗人在清晨醒来时，处于时空的迷失感和想象力的失神状态中构建出的愿景[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状态既是觉醒的开始，也是梦境的最后延续。然而这首诗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它是张枣进入他崭新的诗歌阶段的那道“梦/醒”之间的暗门。因此，张枣在这首诗中为自己设定的诗歌法则不是从“德国”逃亡回“祖国”，而是暂且待在原地，保持静止，静观自己身上矛盾的转化（我深深地/被你身上的矛盾吸引），直到身体在矛盾转化中虚化成镜像（静的时候，窗下经过的邮差以为我是我的肖像），并在这种虚化所造成的迷惘中叩问精确的存在（哪儿，哪儿，是我们的精确啊？）。总之，在这首诗中，张枣还并未彻底决心选择“特赦”的伦理，而是在原地的矛盾中等待着作出伦理抉择的成熟时机，因此，这首诗笼罩在一种抉择的迷惘和等待的神往两相缭绕的精神氛围中，深深的矛盾感就凝聚在诗中那枚掉落的“绿扣子”之中：
    是的，无需特赦。得从小白菜里，
    从豌豆苗和冬瓜，找出那一个理解来，
    来关掉肥胖和机器——
    我深深地
    被你身上的矛盾吸引，移到窗前。
    “祖国”的景观在《祖母》中具体起来，这主要源自于“家”的清晰。在这首诗中，“家”是如此的清晰：它就是一个中国的清晨，“祖母”晨练、买菜归来时走向的房间。而同一时间，身在德国的张枣，正在一片午夜的黑暗中苦思冥想着“回家”的办法。这一次，他不再迷恋于矛盾所带来的静止和身体的虚化，而是主动出击，出人意料地使用了诗歌的“分身术”——“小偷”被发明出来。可以说，这一形象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盗窃已经成为80、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现代化进程中伴生的最重要社会伦理问题之一，因而，“小偷”对“祖国/家”的提喻作用准确异常；另一方面，对于远在欧西的张枣来说，“回家”既是一件渴望的事情又是一件不可的事情，而“小偷”这一能指本身正好包含着渴望（贪欲）和不可（犯罪）这两重伦理意涵，可以说，他是帮助张枣在诗意上完成“回家”最好的身体。“立法者是游戏者的最高境界”，在这首诗中，作为立法者的张枣很显然对“小偷”使用了特赦的伦理，他赦免了“小偷”在社会伦理意义上的罪过，因而在语言伦理层面上彻底释放出“小偷”这一能指所蕴含的诸如灵活多变、出人意料、让人吃惊等内在意涵，可以说，对“小偷”的发明，终于让“在西方憋着午夜”的张枣解禁，一重崭新的审美时空和伦理时空被饱满地架构在“祖母”的房间这一诗歌景观之中。“小偷”的身体即张枣为自己的“返乡”而成功发明出的抒情主体之分身，就这样，在“小偷”既富喜感又具危险性的“登堂入室”中，张枣终于从西方的午夜抵达了东方的清晨。
    在《春秋来信》和《祖母》中，张枣都是“悟言一室之内”，而在《大地之歌》中，张枣则展示出大视野，架构起大景观，可以说这首诗延续了《春秋来信》中“砌建上海”的主题，如果说这一主题在《春秋来信》中只是“心中一份蓝图”的话，那么在《大地之歌》中，张枣则像执政官一样，实现了“增砖添瓦”，架构起伦理全景图式的诗歌景观。同样地，“特赦”仍然构成张枣“重建大上海”过程中内在的伦理法则，它深深地渗透在诗中事无巨细、繁琐多样的当下性生活景观之中，并构成对它们的最高立法：
    那些偷税漏税还向他们的小女儿炫耀的人；
    那些因搞不到假公章而扇自己耳光的人；
    那些从不看足球赛又蔑视接吻的人；
    那些把诗写得跟报纸一模一样的人，并咬定
    那才是真实，咬定讽刺就是讽刺别人
    而不是抓自己开心，因而抱紧一种倾斜
    几张嘴凑到一起就说同行坏话的人；
    ……
    那些从不赞美的人，从不宽宏的人，从不发难的人；
    那些对云朵模特儿的扭伤漠不关心的人；
    那些一辈子没说过也没喊过“特赦”这个词的人；
    那些否认对话就是为孩子和环境种植绿树的人；
    ……
    事实上，重返“祖国”并不意味着时空价值的一劳永逸，也就是说，张枣并未把通过“特赦”而抵达的新时空规定成意义僵化、生硬的能指，而是看到了“祖国”（在这里具体化为“大上海”）这一新时空内在的复杂性和作为能指其内涵的暧昧性。在上面所引的一大段诗歌中，抒情声音很明显扮演着城市拆迁队的角色，它列举了一长串有待被逐出“大上海”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懂得“特赦”，不符合这崭新时空中至高的伦理精神。拆迁之后便是重建的过程，张枣同样为我们开列了一长串排比句，就像政府公示的新城市建设指南一样：
    ……
    是呀，我们得仰仗每一台吊车，它恐龙般的
    骨节爱我们而不会让我们的害怕像
    失手的号音那样滑溜在头皮之上；
    如果一班人开会学文件，戒备森严，门窗紧闭，
    我们得知道他们究竟说了我们什么；
    我们得有一个“不”的按钮，装在伞把上；
    我们得有一部好法典，像
    田纳西的山上有一只瓮；
    而这一切，
    这一切，正如马勒说的，还远远不够，
    ……
    看得出来，张枣重建“大上海”，用的不是严刑酷法，而是“特赦”之法，它永远在试图打破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紧张、残酷的伦理关系，比如“吊车”不再使人害怕，而是与人之间达成爱的伦理；比如政府的工作者与普通市民之间不再互相提防，而是打破禁锢，彼此特赦。整首诗提纲挈领的一句是：“如何重建我们的大上海/这是个大难题”，而张枣给出的方案是：拆迁与重建，皆在“特赦”伦理的关照下完成。《大地之歌》就在这样的诗歌法则中架构起清明上河图式的伦理景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举动，无异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建构。
    在诗艺上，张枣绝对是个不知餍足的诗人，这表现在他拒绝自我重复，总是在试图打破已有的写作边界，这也意味着他会在写作中不断面临新的危机。归国以后的《枯坐》就是这样一首写于百无聊赖中的自新之诗。无论是《春秋来信》中伦理的反转，《祖母》中小家之幸福的达成，还是《大地之歌》中理想国的建构，都未能使张枣从此一劳永逸地面对“祖国/家”这一让他在国外神往已久的时空。我在前面说过，在张枣那里，“内心”与“家”是具有同构性的能指，围绕着“内心”伦理抉择的变化，“家”也在“德国”与“祖国”之间不断摇摆。而在《枯坐》中，我们会发现，原本通过前三首诗稳定下来的伦理抉择，这里又发生了松动和变化。
    枯坐的时候，我想，那好吧，就让我
    像一对夫妇那样搬到海南岛
    去住吧，去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
    归国日久，居家也变成了枯坐，诗人多变的内心与“祖国”之间再次发生了龃龉。而这次，高明的是，张枣不再选择“德国”这一摇摆的另一极，而是为自己安排了一次“国内的流亡”，并以此为自己的内心发明出“一个新奇的节奏”。事实上，在张枣的诗歌中，“德国”“祖国”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伦理概念，这不同于很多或流亡、或旅居国外的诗人，在他那里，这些时空所包含的政治伦理都被发明成他的诗歌语言伦理，也就是说，它们一直被用来制造“新奇的节奏”，何处有“新奇的节奏”，何处便是张枣“内心/家”之所依。
    与这首《枯坐》相呼应的，还有一篇文章《枯坐》，这篇文章中，张枣详细讲述了这首诗的来龙去脉：“我想写两个陌生人，一男一女，揣着偷税漏税的钱，隐姓埋名地逃到海南岛去了。他们俩特搞得来，待在一起很贴心，很会意，很好玩。比这个时代好玩多了，悠远多了。”[6]可以看到，张枣再次使用“特赦”伦理，他特赦了这对违法的情侣，并由此设下一个“孤岛游戏”：他只讲述这两人的“好的故事”[7]，时代的繁荣也好，荒谬也罢，都与这场游戏无干，下面是这游戏中最动人的伦理景观：
    在路边摊，
    那女的第一次举起一个椰子，喝一种
    说不出口的沁甜；那男的望着海，指了指
    带来阵雨的乌云里的一个熟人模样，说：你看，
    那像谁？那女的抬头望，又惊疑地看了看
    他。突然，他们俩捧腹大笑起来。
    张枣深知，只有不断触碰边缘才有突围的可能，大多数人所遭遇的禁锢和幽闭，恰恰是因为太过迷恋中心。而这些诗使人相信，它们的作者对内心的去向保持着时刻的警惕和自觉。这样一场孤岛游戏、流亡故事，事实上正是张枣面对幽闭围拢的危机时玩给自己看、讲给自己听的——张枣是这样一个诗人，他所迷恋的景观永远在边界之外的惊叹里：
    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
    惊叹号，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
    [1]胡静：《赦免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
    [2]“可能生活”是中国哲学家赵汀阳早年提出的伦理学概念，具体可参见其专著《论可能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3]最具代表性的四首，按时间顺序如下：《春秋来信》《祖母》《大地之歌》《枯坐》
    [4]张枣著，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1页
    [5]诗中的这些景观，比较重要的如：
    “云朵，砌建着上海。
    我心中一幅蓝图
    正等着增砖添瓦。”
    “工地上就要爆破了，我在我这边
    鸣这面锣示警。游过来呀，
    接住这面锣，它就是你错过了的一切。”
    可以看到，张枣注意到了“祖国”在自己时空中的变化，但这些景观并不清晰、具体，很大程度上还是概念性的，相比于后面几首诗，我们会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