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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历史小说”是一个偏正词组，它的主体是“小说”，“历史”则是对主体的限制和修饰，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主题的小说。 这是一个矛盾统一的概念：所谓小说，除了需要具备故事性之外，它的实质则是虚构，天马行空，无中生有—— —即使面对纪实性的题材，小说所需要做的也是远离事实，重起炉灶，仿佛浪荡子骗小姑娘，为达目的，信口雌黄；而历史，则总是道貌岸然正大庄严，仿佛守寡多年的贞妇，有着自身的面目和立场与价值判断，闲杂人等不可造次，更不可亵玩。将小说限定在历史的范畴之内，类似于拉郎配，乱点鸳鸯谱，将贞妇推到浪荡子的怀中。二者角力，其结局无非有两个，要么贞妇被浪荡子肆意轻薄，要么浪荡子被贞妇束缚住手脚，失去了本来面目，其极端表现，则是浪荡子也跟着贞妇三从四德，面目可憎起来。 吊诡的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历史的发展规律证明，浪荡子总是要调戏贞妇，使其不再贞节，甚至跟着浪荡起来，从天上掉到地上，沦落为破鞋。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关于历史的文化，除了浩浩荡荡的二十四史之外，还有林林总总的野史，不可胜数。二十四个正大庄严的贞妇，率领漫山遍野的小贞妇们，宛若穆桂英挂帅，率领着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军团，终至于让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大一统起来。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末流，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端，《三国演义》揭竿而起，变天了。 作为一部小说，《三国演义》的实质，则是以小说改造历史，以浪荡子改造贞妇。关羽温酒斩华雄，赵云匹马救幼主，诸葛亮草船借箭，都是对历史的上下其手，枉顾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社会既有意志，肆意妄为，张扬小说文本的生命力。可以说，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三国演义》以其对历史的大胆篡改和轻薄，开了一个好头。 浪荡子调戏贞妇，其形式表现为轻薄，其实质则在于摧毁，轻薄贞妇的身体，摧毁贞妇固守的社会道德和规则。《三国演义》只实现了形式上的探索，放弃了实质上的追求，最终却被贞妇改造成了一个乖孩子。《三国演义》的故事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张扬，而其中心思想，则是对天地君亲师的膜拜，刘备永远是好男人，曹操永远是白眼狼———浪荡子调戏贞妇，原本的目的或者夜奔，或者野合，或者始乱终弃，不意却被贞妇改造，拜堂成亲，落地生根，不做二流子，专心做住家男人；贞妇既获得了身体的快感，又实现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责任和道德追求，并且进而发展出一个新的文学门类：有着浪荡子面目、贞妇实质的小说，承担着对社会中人的教化作用。 表面是荡妇，骨子里是贞妇，是中国几百年来的历史小说的普遍面目，影响所及，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史学领域。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部浩浩荡荡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写到大汉奸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时候，无法处理李自成、刘宗敏强抢民女陈圆圆这一历史事实，于是笔锋一转，将陈圆圆描述为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地主婆。这种写法，从文学上来说毫无问题，属于“戏说历史”，调戏历史，很得浪荡子的精髓。然而，这位作家如此处理还不解气，索性写了一篇历史考证文章，证明陈圆圆这个人是虚构人物，不存在，李自成、刘宗敏不可能做出强抢“虚构美女”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此这般，历史小说家强行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捞过界，碰了一鼻子灰，也算是中国历史小说发展上的一个笑话。 如今，没有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然而，中国历史小说的问题，自《三国演义》身上遗传下来的“白化病”，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帝王将相、忠臣节妇、红透亮高大全、皇上是好的大臣是坏的等等，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范式，晚近河南作家所写康雍乾三个皇帝的大传，不过是这一文学创作范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的又一例证。历数中国的历史小说写作，受的影响小的，大概还要算台湾的高阳和湖南的唐浩明，然而，在他们身上，《三国演义》的根子依旧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