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嫁给王蒙那一天起，认定和他同甘共苦 1979年春，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于是一通百通，我们的命运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我们返 回北京，王蒙被安排在北京市作协搞专业创作，从此，王蒙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他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澄清了，他重新获得了写作权力。他在实践中找到了自己，他回来后分秒必争，因为他在前20年失去的太多太多，他想尽快寻回以往的损失。况且，一旦获得了自由，他那种强烈的写作欲望，那种蓄积多年极富生活根底的素材全都活了起来。面临时代大变革，他触景生情，八面开花，写作的热情汹涌澎湃。这个时期，他的小说像雨后春笋一样接二连三地问世，如《布礼》、《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个家呢？自然全靠我了，方方面面的事我都得管起来。其实未必我能管，很多事情都堆在那里“挂”在那里。我承认在家务事上我是低能，不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不会理财，不会精打细算，缺乏领导锅碗瓢勺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才能。我更不是一个修养到家的贤妻良母，我可以默默地做很多，只是听不进一点儿埋怨的话，我的忍耐度不算高，有时也会大发脾气。很多人称赞我是位贤内助，我受宠若惊，不敢当，因为明白自己并非如此。 我俩一起生活40年，从没认真谈论过“钱”字。在家里，我们的收入与支出属于放任自流。不管我俩谁的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谁用谁拿。钱多，手松些；钱少，手紧些；没钱，不用，就这么简单。  2000年底，《当代》杂志设了一个大奖，奖金10万元。这年王蒙在上面发表了长篇《狂欢的季节》，感觉可能会获奖。王蒙说，如果获奖，他希望捐献出来，扶持青年作者。他说：“得太多的奖，好事太多，占有太多，不好，不能心安理得，不如捐献出去……”我当即表示同意，10万块钱的用途，用了不到1分钟就确定下来。
那次，王蒙得了奖，捐了出来，并正式设立了春天文学奖。他在会上说，现在衣食住行玩乐钱都够用，他愿意把奖金捐赠。参加会议的作家毕淑敏对王蒙说：“您的衣食住行我不知道，至于您所说的玩乐，我想最多是与崔老师下下跳棋而已……”王蒙说：“怎么毕淑敏如此了解咱们？确实，我们的玩乐不过是下跳棋，如果天天‘蹦迪’，再来10万也不够！” 为了这个家，为了王蒙能投入精力去写作，我做了许多“无意义”的事。我喜欢整洁，习惯随时随刻把东西放在一定的地方，希望有个整齐、卫生、美观的环境，使生活舒适，工作有条不紊。只是在我家，整洁保持不住两分钟，常常是边整理边被破坏。书籍本是我家的财富，也是惟一的财富，已经占满了十几个书柜，加上近几年来，各地的报刊出版物雪片似地飞来，在我家堆积成山、成灾。每天邮件一大摞，我一件一件地拆封之后，分门别类地放好，分清哪些是急需处理的，哪些是有保存价值的。我向王蒙交代之后，不多功夫再一看，总是大吃一惊：有用和没用的混在一起，报纸在地上、沙发上、茶几上支成一座座的小帐篷。只要是我交到他手里的东西，准丢，一来二去我也没脾气了。他写作起来，是有目不能视，有耳不能闻，一切都不管不顾，只要有一席立足之地，旁边再脏、再乱他都看不见。 王蒙不修边幅，时常衣帽不整。往往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每次出门，我都要提醒他拔出别在鞋里的裤角。若是少说一句，他就这样参加活动去了。 约好了人来取稿件，或是有客人来时，我送水倒茶啊，迎来送往啊，这都没什么难的———当然也有照顾不周的时候，对于车水马龙的生活，对于不速之客，我有时候也实在是应接不暇。另外，我常为家中的混乱感到难为情，感到自己太无能。有时我想，家中有这么多“乱源”，就是有8个保姆也伺候不过来。 1979年我返回北京后，本可做更多的事情，或换一种我最喜欢做的工作，但是没有，我仍回中学，而且去了比较一般的七十二中教书。我拒绝接受教高中三年级的课程，那需要把关，我没那份精力。有时，正批改着作业，忽地想起家里还有一大堆事在等我做。第一次调工资时，不是全部人都可以调，我表现出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姿态，在小组会上，说了一堆废话，目的是谦让，不要给我调，让给别人。这样大大地减轻了校领导的困境，他们求之不得。这样做，当时在全校大概我是独一个，在北京市也是绝无仅有。这一次错过了，一错再错，在以后的调资过程里，我总比和我情况相同的人低三级。理应这样！谁让你谦让呢？你为什么不去争？凭良心而论，我并不是雷锋，但是我为王蒙多做一些，难道不是在为自己做吗？ 1979年6月，我从新疆返回北京后，见到一些朋友，他们很自然地要问：怎么样？你们在新疆过得好吗？我会口若悬河地说一通在那儿生活如何如何丰富、有趣而且有意义。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学问我：“你到新疆，一去就是16年，怎么样，有什么收获？”我说：“收获可大了：第一，王蒙学会了维吾尔语；第二，深入了基层，和维吾尔农民打成一片，交了许多朋友，写作有了深厚的生活底子；第三，‘文革’期间我们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又是边陲，那里简直是一座避风港，在关键时刻，被善良的维吾尔农民保护起来了。如果在北京的话，王蒙恐怕要遭受更大的灾难……” 正说得起劲时，我的同学插话，唐突地问：“我问的是你，是你自己过得怎么样？” 蓦地，我哑言塞语，窘迫得无地自容。 像触电似的，我猛然想到：原来许多年来，我没有了我自己。岁月匆匆流逝，我呢？我被岁月吞食了，被岁月淹没了，被岁月消融了。 当然，流逝、消融的岁月，是有它的内容和价值的。常言道：一个成功男人的后面，会有一个后盾型的女人。尽管这句话我不太喜欢听，但事实上充当了这种角色。 王蒙总爱说：没有了我，就没有他。 可我呢？我在哪里呢？我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梦中，在他的写作中，在他的一切活动领域中，在他多变的时空中…… 王蒙还说：如果没有了我，他简直是寸步难行。这话真是一点儿不假，没有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呢？稿纸满天飞，衣服不成套，袜子不成双，寄信找不着地址，打电话找不到号码，遇事瞎着急。 王蒙多次问我：“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白痴？”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知道真是有许多人尊敬甚至于崇拜王蒙，可是对于我来说，王蒙永远是一个需要照顾和宽容得一塌糊涂的呆子。连他过马路的姿式我都觉得拙笨万分，几乎是瞪着眼向急驶而来的车辆走去。我不能想像，没有我的时候他能安全地穿过马路而不会滚到轮子下面。 而我自己倘若做些事情，却常常不会被承认。就拿1959年春季来说，那时我才参加工作不久，在一○九中工作，一次庆祝活动中，我代表教职工在大会上发言，获得一致好评。会下，好多人问我：“你的讲演稿真好。那当然了，你家有支笔杆子啊！”其实我的演讲与王蒙毫无关系。 公平地说，很久了，我已逐渐地失去了我自己———但这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 （摘自《我的先生王蒙》，方蕤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我们是很平常的一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