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毛主席说，
    让你们当大使，因为你们跑不了
    1950年1月，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去外交部报到。本来黄镇正从总政搬出，筹备干部部的建设，所以我们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调到外交部后，给我们举办了干部学习班，参加的人员主要是大使夫妇，记得还有越南的黄文欢同志，他也学习做外交工作，由苏联、波兰、捷克等国家的大使上课。毛岸英同志担任翻译，他的翻译准确流利，作风朴素稳重，给人印象深刻。
    .学习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大使们，毛主席说你们都是将军，让你们当大使，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毛主席的话很风趣，但我是做干部工作的，理解主席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使用干部的。
    再就是阎宝航、胡济邦同志来教我们着装、礼仪、吃西餐，还要求大家要烫发、抹口红、搽粉。我是部队出来的，对这个非常不习惯，甚至反感，有一次还生气地说：“我们干不了这样的工作，也不想做这样的工作！”
    尤其是在学习期间，有领导来讲话说.女同志到大使馆就不要做什么工作了，只要参加对外活动就行了，人家叫你夫人、太太也不要忌讳，因为这也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大家一听就火了，我们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作才来的，怎么是去当夫人、太太呢？集体表示如不分配工作我们就拒绝出国，一致推举我和韩念龙夫人王珍同志，非要见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不可。总理马上让邓大姐来给我们讲话，大姐说外交工作是一条特殊的战线，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她还现身说法，说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时，人家也称她周太太，太太就太太吧，为了革命需要不要忌讳。她还要求我们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说当年在大后方，中共代表团就是解放区的代表，如今你们就是新中国的代表，要时刻想到自己的形象代表国家。这样我们就想通了。
    学习班结束后，黄镇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1951年之后，还兼管阿尔巴尼亚的事务。
    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说，
    我们现在都是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
    当时国家给发了二千万元旧币制装，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不会花，也舍不得花。制装是为了工作，就节省着办吧。衣服首先是到旧货市场上买的，我一看大衣太贵，就将解放军的羊皮大衣换了个蓝色粗呢面子。粗呢子是战利品，所以花了很少的钱。还买了两件旧旗袍，拿回饭店穿上一照镜子，哎呀，简直就是旧社会的太太了，当时竟难受得哭了一场。从旧货摊花两万元买了一个小皮包，三十多年来伴随着我的外交生涯，一直用到现在。第一次出国不懂得置办什么行装，还买了些肥皂、手纸之类，反正在国内用的都带上了。我们把一包一包东西带回饭店，孩子们看了很不高兴，说怕我们变成地主，还问你们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大女儿也犯愁说，她在太行山区看斗争地主，他们家就有这么多包袱，你们可不能那样。我们反复解释我们不会变成地主，他们还是不放心。当时不仅仅是孩子有这种朴素的感情，而且也有的同志说，你们什么工作不能干，偏偏做这个工作！当年在根据地，我连对派到敌占区工作的同志的打扮都想不通，同志们和孩子的顾虑都是可以理解的。
    1950年7月中旬，我们离开北京，途经苏联莫斯科去匈牙利赴任。这是我第一次当大使夫人，是完全的两个战线，反差极大。就说穿高跟鞋吧，脚上很快就打了茧子，每走一步都很疼痛，于是只能在外交场合结束后马上就换上平底鞋。因此，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外交工作，没穿坏过一双高跟鞋。我也想不通啊，觉得为什么非要这么受罪呢？还是出国前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同志劝过我，说：“朱霖，不要生气，我们现在都是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我们男同志穿得整整齐齐是演戏，你们穿上旗袍、高跟鞋，拿上个包包，也是演戏。我们为了党的利益而演戏嘛！”听了他的这些话，我才愉快了点。
    到现在我的档案里还写着“不修边幅”的缺点
    我当时的内部职务是二秘，负责大使馆的行政和思想政治工作，当然首先就是建馆的工作。初到布达佩斯，大使馆临时设在一家旅馆里，大使把吃住费用算了一下，哎呀！一天简直要花几千几万斤小米。这怎么行！立即联系匈方，他们很快给我们提供了一层旧楼房。我们搬过去，马上自己开伙，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还可以请匈牙利朋友吃中国菜了。接着就是购置家具，新家具太贵，每件都要成千上万斤小米。大使叫我就按照报上的广告去人家家里买旧家具，当时卖旧家具的大户人家不少，结果买回来的家具又便宜又好，有些直到今天大使馆还用着呢！黄镇擅长美术，亲自搞设计，就这样把大使馆布置起来了。
    整理庭院是个浩大的工程，像过去在部队一样，我们也自己动手来干。先在院子里挖一个大坑，把土取出来，将破砖烂瓦填进去，用挖出来的土铺甬道。在劳动中，我们连鞋袜也脱了，住在周围高楼上的匈牙利老百姓都站到凉台上看。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我们勤俭节约嘛！我们是劳动人民嘛！后来同志们年终总结为这事批评我，说大使夫人不应该脱了鞋袜去挖地，到现在我的档案里还写着“不修边幅”的缺点呢！
    在匈牙利生孩子不哭不叫，我成了英雄
    1950年11月底，我在布达佩斯生下了第六个孩子，匈牙利同志给安排了最好的医院。我的第一个孩子生在驴圈里，那时我都没有哭叫过，现在就更不会了。没想到1952年回国开使节会议，陈赓见了我说：朱霖，原来你是个英雄啊！我说什么英雄？他就说，你在匈牙利生孩子不哭不叫，匈牙利人称你是英雄，消息传到国内，大家都知道啦！人家说，中国的妇女真不一样，到底是战争锻炼出来的，真是英雄！
    当时，我的四个大一点的孩子放在国内，总得来说很好，比在农村时要强不知多少倍，但也有些新问题。1952年我回国开会时，先去看两个上小学的孩子。我一去，老大黄文很快来了，老二黄山怎么也找不到。老师吃完饭回宿舍，才发现他躲在老师床底下，连忙把他拖出来见我。我问黄山为什么不来见我，他说，老师上课时说北京有特务，我想爸爸、妈妈都在国外，怎么会有妈妈来看我，我不能见她。我听后真是哭笑不得。
    接着去看老三，是个女孩，她一见到我就说：“妈妈，我在太行山奶妈家的名字叫米囤，人家都说我的名字难听。”我说：“米囤表示家里有很多粮食，有吃的，在太行山是个好名字。”她说：“老师让我改叫黄浩。”我说很好：“那就叫黄浩吧”。
    最后到军委保育院看老四，是1947年黄镇率领部队强渡黄河那天生的，叫黄河。他早把我忘了，不肯跟我走。我说，上汽车！他才高兴了，在汽车上兴奋得直跳，再三问我，你是我妈妈吗？我说是。他说，你是我妈妈啊！赶明儿你可得老来接我啊，一听这话，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在音乐会上我两手交替揪手背，怕自己睡着了
    我这次回来是开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会上周总理讲了对外的方针政策、对内的要求和组织纪律等，实际上是对两年来外交工作的总结，这次会议树立了外交队伍的工作作风，树立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风格。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工资问题。当时实行苏联的工资制，最高一级约合500－600美元。我们自己没概念，回国后一算，吓了一跳，怎么会给我们这么多钱，怎么会比毛主席的工资还高！所有大使和夫人一致提出，不要工资，恢复供给制。意见反映上去，结果不同意恢复供给制，就减了一次工资。以后大约是1956年，又减了一次，成为低工资制。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毛主席“九九指示”改为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分四级发津贴零用费，吃饭包干。
    在匈牙利，我们与拉克西总书记等同志结下了友谊，记得有一次吃饭，拉克西同志礼貌地亲自给我穿大衣，他拿起大衣惊讶地说：有五公斤重哟！我马上扒出里面的皮子给他看，告诉他这是我打仗的时候穿的军大衣里的羊皮，粗呢子面子是战利品。他就说，你们都来看，中国同志是多么艰苦，多么好啊！.
    拉克西夫妇经常请我们去听音乐会。匈牙利的音乐会举世闻名，我是解放军出身的人，加上平时工作太紧张，非常疲劳，在音乐会上就两手交替揪手背，怕自己睡着了，时刻不敢松懈，这是外交场合啊！
    他们夫妇还两次请我们去打猎。黄镇枪法很好，第一次一枪就打中了一只野猪。总书记陪中国大使打猎，其实是亲自做友好工作。
    朱霖原名文佩卿，1920年生于山西，1937年参加抗日游击斗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与黄镇邂逅并结为伉俪。
    1951年1月她奉命由总政干部部调入外交部工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大使夫人，并主管大使馆党务工作。1954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和二等秘书。1964年任首任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夫人，一等秘书。1973年，和黄镇主任一起赴华盛顿，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1977年回国后，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纪委副书记兼国内部部长。198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