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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时，我从报上读到记者采访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报道： 1975年，她接到了一个任务：要为毛泽东主席录制一批京剧唱腔。用二胡来演奏京剧唱腔，既要展现京剧演唱的韵味，又要保持二胡自身的特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闵惠芬曾在不同的文艺团体工作过，又具有相当高的二胡演奏 功力，再加上当时年纪轻，于是，她决定全力以赴攻克这个难关。为了掌握京剧声腔的特性，那段时间，闵惠芬在京、沪两地到处求教京剧名家，不但自己学唱，还仔细揣摩不同流派的区别。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她跨进了京剧的大门，并且用二胡录制了一大批京剧唱腔。……不久前，她从新华网的一篇《毛泽东遗物故事》中得知，毛泽东主席生前收藏着许多唱片和录音磁带。文中写到“在众多乐曲中，毛泽东更喜欢闵惠芬演奏的二胡曲。他生前特别喜欢听闵惠芬独奏的《逍遥津》、《斩黄袍》、《卧龙吊孝》、《连营寨》、《哭灵牌》等名曲。”她读后不禁泪水盈眶。 我在遇上闵惠芬的时候，也不由得跟她聊起当年拍摄京剧唱腔“内片”的情形。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内片”是怎么回事。那是28年前，我奉命为毛泽东拍摄“内片”…… 1976年5月初，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内片”摄制组。我突然被任命为上海“内片”摄制组导演。 当时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这一任命，不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的同事们都惊讶万分。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干将”、“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干校”度过3年，然后则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砖。这样的“臭老九”，怎么可能去拍摄“内片”呢？ 在当时，所谓“内片”，也就是保密性极高的影片。进入“内片”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接受任命之际，我理所当然提出自己的疑问。经过解释，这才明白，这些“内片”是“中央直接交办”的，是专为中央首长拍摄的娱乐性影片——代号为“文集内片”。 当时，对“内片”的要求是质量高，速度快，限时限刻完成。在任务下达之后，必须在半个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 上海一共成立了两个“文集内片”组。我所负责的这个组有50多名工作人员，赶拍《驯兽》以及京剧唱腔音乐。另一个组则拍摄京剧“旧戏”———才子佳人戏。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后来才知道，这些“内片”专供病重的毛泽东观看，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各成立“文集内片”组。 后来才知道，我作为“臭老九”，突然被起用，其原因是：为了确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办”的“文集内片”，必须挑选“手脚快”的导演。在诸导演之中，选中了我———因为我在同行之中向来有着“快手”之誉，不仅剧本写得快，拍摄影片也快。 于是，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日子里，我变成了“忙人”，兼编导于一身———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从1976年5月接受任务，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短短4个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 由于“文集内片”的拍摄处于极端秘密之中，关于其中内幕，我只在1992年第二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见到齐英才的一篇回忆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齐英才原是著名京剧演员，当时担任上海内片组总负责人。 他回忆道：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 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 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36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 …… 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四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种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 迄今，我手头还保存着当年的一份“内片《驯兽》情况汇报”。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我除了把已经拍摄的内片完成收尾工作之外，又奉命写摄制小结。 我在1976年9月22日写出摄制小结初稿，9月26日改出二稿。 在我改定这份小结，过完国庆节休假后，便从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四人帮”被粉碎了！ 从此，我这个“臭老九”走上了新的电影创作之路，并在1980年捧得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奖杯…… （摘自《往事》2004创刊号，叶永烈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