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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被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是教师；一是作家。这样的尊称显示了人们对这两种职业的赞美与认同。但我以为，并不是每一个具有这样职业的人都能当得起这样的称呼。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粉饰太平，为黑恶势力充当吹鼓手的“作家”不在少数，这样的人怎能称得上“灵魂的工程师”呢？ 真正的作家应该具有一种对于人类的悲悯情怀，他们不畏强权，为了真理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充满了灾难与危机的时代里，他们能用笔与行动来维护自己灵魂深处的爱与尊严。 也许与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在俄罗斯大地的历史上，常常可看到作家们为了维护人类精神世界的完整所作出的牺牲。这些人有的很快就消亡了，有的在现实的磨难中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但他们那种对于人类的关怀与悲悯却在人性的天空中发出了极耀眼的光彩，成为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曼德尔施塔姆是前苏联负有盛名的诗人，在上个世纪的某个时间段里，前苏联的政治环境并不宽松。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必然要对现实进行真实的描绘，但如实的描摹却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这样的环境中，曼德尔施塔姆坚持用自己的笔来书写现实，而且以实际行动来阻止那个时代特有的一些荒谬行为。1918年春天，诗人参加了一次宴会，同时出现在宴会上的还有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当时的布氏拥有一种“绝对权力”，完全可以操控一般人的生死。宴会上有人找布氏干杯，只见他一副很忙的样子，回答道：“等一下，我先填完逮捕证再说……西罗多夫，西罗多夫是谁？枪决。”笔尖一动，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终结。看着如此可怕的场面，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向布柳姆金扑去，撕碎了桌上的逮捕证，冲出了大门。这种行为及其背后所包含的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诗人最后被判刑并死在海参崴的劳改农场，实际上也是坚持这种精神的结果。但我们能责怪这种精神吗？相反，我们只能赞美，并且还应学习这种对于生命的“悲悯”与关怀。如今，诗人的作品还在四处传唱，而当时那些红极一时的颂歌却早已消散，这不是对于“悲悯”精神的肯定么？ 在中国，肖洛霍夫要比曼德尔施塔姆的名气大，因为诺贝尔奖，因为《被开垦的处女地》。前苏联时期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对肖洛霍夫相当关注，两人私交也好。按常理，肖氏即使不歌颂斯大林，至少也会保持缄默，不拆他的台。但他没有，面对集体农庄的生产方式造成大量农民饿死的现实，大部分作家视而不见并继续粉饰太平，此时，只有肖洛霍夫拿起笔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反映农村的惨景，“庄员和个体农民都快饿死，大人和孩子浮肿，吃的都是人所不能吃的东西：从动物尸体到柞树皮，以及沼泽地里的各种草根”；他还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农民残酷的工作方式，“往女庄员腿上、裙子下摆上倒煤油，用火点着然后扑灭问道：‘说不说，粮食埋在哪里？’……把男庄员扒光，二三月关进谷仓或板棚……殴打庄员和个体农民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些信件中对于现实的真实描绘显示了作家极大的社会责任感，今天来读这些信也许感觉不过如此，但事实上，没有莫大的勇气，要写出这样的信简直是痴人说梦。实际情况是，因为这些信件，肖洛霍夫几次死里逃生，差点被暗杀。应该承认，早在提笔的时候，作家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对比前苏联的这些作家，我常常为中国的作家感到羞愧。在人文关怀上，我们的作家是有所欠缺的。当然也并不完全没有，如巴金的《随想录》即是对于一个时代的追问与反思，只是，这样的追问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显得太少了！ 对于人类的悲悯是一个作家应坚守的基本原则，失去这个支点，任何美丽的叙述都只能是没有终极支撑的空中楼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