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光荣登峰造极；——自由的顶峰”，1793年 编者按：我们的历史教育向来 主张彻底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彻底的革命乃是人类解放的前提。后来读西方史知道往往是那些革命过程中的妥协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有利，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等等；而像法国大革命、苏俄革命那样一派彻底摧垮另一派往往会导致恐怖和专制，带来灾难性后果。从法国开始后席卷西方世界的启蒙运动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真正进入现代时期的标志，而本文作者却不忌讳这个光辉时代的部分污点。他质疑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温和资产阶级派别的布里索及其主张，并指出了启蒙运动并非就是《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当时的宣言与革命中的实际做法常有反差。而我们回过头来发现，正是这些反差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后来200余年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诸多不幸。作者说，“在布里索的煽动性的演说和小册子里，他让群众养成用不可调和的两个对立面来思考问题的习惯，即要么革命要么就是革命的敌人，然后把后者妖魔化成十恶不赦的卖国贼。他是属于把妄想症作为动员群众力量的第一拨现代政治家。”美国总统布什自大规模“反恐”以来，似乎成为了布里索的第一大信徒。他把世界划分为两个派系：“要么反恐，要么就是恐怖主义支持者或庇护者，没有第三种可能”；前者被视为盟友，只要按美国人的意志“反恐”可以不讲原则和道义；而后者被视为非法国家可以用任何手段予以取缔。当今整个西方学术界均在解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美国政治家却把它发挥到极致，看来现代学术真的非常悲哀地患了自闭症，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越来越少了。但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却走出了思想家的书斋，那可是一场深刻影响到普通百姓的运动啊。总之，本文有许多值得我们对历史进行重新思考的亮点。 在打败英国人并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后，乔治·华盛顿也在进行一场个人的战斗——与牙痛作斗争。在他1789年宣誓就职时，除了其中一颗外，他所有的牙都掉光了。那些假牙现均保留在弗农山华盛顿纪念馆里，人们一直认为那些假牙是木质的。戈尔·维达尔的小说《伯尔》（小说主人公阿伦·伯尔曾任美国副总统〈1801－1805〉）甚至对此还有所描写。在最近出版的《乔治·华盛顿的假牙——18世纪的非传统指南》（论文集，诺顿版）里，作者罗伯特·达顿并不同意这种讲法。他说这位第一任总统似乎有好几副假牙，分别由象牙、海象和犀牛牙以及人牙做成，但其中没有一副是木头做的。 “乔治·华盛顿的假牙”除了给本书安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外，与本书底下的内容有何相关呢？达顿其实是意在使用关于一位18世纪伟大人物的今天看来有些不合逻辑的事实，来揭示他的和我们的时代之间的相似和区别，即“‘以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理解那个世纪，展现其奇特的方方面面。”18世纪的“奇特性”当然是贯穿在整本书里，贯穿在达顿最热爱的那一类人物的描述里，如大托马斯（Le Grand Thomas）——蓬诺弗（Pont－Neuf）的拔牙者，玛丽－麦德琳·博纳芬——一位有文学才华的女佣，还有那些聚集在皇家宫殿“克拉科夫树”底下的刺探隐私者们交流着最新的政治谣传。但这并不是本书的主题。收集在此的所有论文的真正联系是为启蒙运动辩护，矛头直指当下的后现代主义和反西方化的评论家们。 没有人比达顿更有资格进行这种辩护，因此他在第一篇论文里就做得游刃有余。他揭露了以下这个非常时髦的论断的错误，即启蒙不过是西方霸权主义的一个掩盖物，它神气十足地对待其他文化并把它们置于次要的地位。他指出，那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对其他社会极为好奇，但他们既不是帝国主义者也不是种族主义者。这些令人不快的历史进程完全是属于19世纪的。他还非常雄辩地反驳了后现代主义的论点，即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过分推崇与今天被剥夺了“有意义的标识”的哲学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对达顿来说，启蒙运动的一些基本原则，即人权、政治自由、宗教宽容，并不仅仅是相对的价值，而是永恒的价值。他说：“当我们接受考验，去谴责阿根廷的酷刑、越南战争或者美国的种族主义时，如果我们的立场不是站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写明的那些原则之上，那么我们的立足点将在哪儿呢？” 仅就以上这一点来看，我们很难提出异议。最近针对启蒙主义的大多数攻击实在是漏洞百出，是一些典型的用当前的标准去判断过去的错误。然而，另外还有一个基于历史记录的较古老的批评，达顿并不能很容易地一打即倒。这种批评首先由J．L．塔尔蒙（J．L．Talmon）在其经典著作《集权民主的缘由》（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发难，后来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在其《意志和环境》（Will and Circumstance）应和着。这种批评认为，主要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日后的历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卢梭对多元主义的厌恶，以及他给不受约束的政治力量披上定义不清的公众意志的外衣，都为塔尔蒙所谓的“现代极权民主……一种建立在大众激情之上的极权统治”建立了基石。这种制度首先在恐怖时期被卢梭的一位追随者罗伯斯比尔试验过，然后在20世纪被“左”倾、右倾的极权主义者进一步完善。 这是达顿要反击的对启蒙主义的最后攻击，而正是这个攻击他反驳起来却困难重重。他承认罗伯斯比尔搬出了卢梭来为他的恐怖辩护，但他接着做出以下令人吃惊的论断：“启蒙运动的恐怖与法西斯等主义的意识形态毫无共同之处。”真是这样吗？一种救世主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来予以实施、政见不同不是被看作是合法的分歧，而被看作是可以置之于死地的叛国罪；以上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情不是首先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或苏俄，而是发生在1793年的法国。 未能直面启蒙时代的黑暗面是这本有趣有时还很吸引人的论文集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一点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衣橱里的骷髅：历史学家是如何装作无所不能的”里又冒了出来。在这一章，达顿分析了他对在法国和瑞士档案里发现的一些关于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的令人不快的事实，而正是他在达顿的书里居显赫的地位。布里索以一位激进的启蒙运动宣传家的身份开始，而在法国大革命中以一位吉伦特派的主要人物结束。达顿发掘出来的证据表明，通常被塑造成一位理想主义革命家的布里索可能是个骗子老手，而且在1789年前还是个警察的线人。当达顿发现一位如此“全心全意”为18世纪所有的伟大事业，诸如反奴隶制、宗教宽容、支持美国独立战争而奋斗的人物，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毫不掩饰地背叛了这些事业；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的震惊。作者不能揭开这个谜团，于是就简单地归结为“生活是一大堆的矛盾，因此一定要把连续性强加给它就是错误的”。 但是，布里索事实上比这个发现还要更加邪恶一些。他可能是个骗子和警察的线人，他还跟罗伯斯皮尔同样是极权主义“民主”的先驱。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个最具灾难性的错误，即在1791年下半年开始的把法国卷入与奥地利战争中的宣传攻势之际，他淋漓尽致地表演了现代煽动家所有的伎俩。在他的煽动性的演说和小册子里，他让群众养成用不可调和的两个对立面来思考问题的习惯，即要么革命要么就是革命的敌人，然后把后者妖魔化成十恶不赦的卖国贼。他是属于把妄想症作为动员群众力量的第一拨现代政治家。“我们需要严重的叛国罪，我们的拯救就来自于它，”这是1791年12月12日在雅各宾派俱乐部演讲的结束语，200年后重温仍然让我们打冷颤。 这些关于启蒙运动令人不安的方面，本书并未涉及。达顿仅是轻描淡写地承认布里索在把法国推向战争时发挥的作用，然后就把他及其吉伦特派的盟友们描绘成“具有个性的共和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激进主义者，而并非是刽子手”。但事实是布里索及其同僚要对一大批的血案负责。他们在以下两件事情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发动了一场持续了20年死亡大约300万人的战争，创造了后来导致雅各宾派专政的思维模式。 这部刚刚出版的罗伯特·达顿论文集不但振奋人心，而且文笔极佳。然而他的关于启蒙运动及其最主要武器公众舆论的观点显得太乐观了。正像我们今天在付出了代价才明白的那样，公众舆论并非总是一种向善的力量。启蒙运动并非就是《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它的一个方面直接导致了暴力恐怖。若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么上帝保佑我们不再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分子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