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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常常用“女性画像”来形容女性在历史中的存在状态，这意味着女性常常被表达成时间长河中的一种空间之“物”，她们从未扮演过叙事者的角色，只是安静地被书写着，被规定着，被塑造着。正如莫娜·奥祖夫在《女性的话语：论法国的独特性》的导论中所言，“作家脑海中女性应有的形象是他们进行创作时参照的无形模本”，因为对于作家而言，他面对的“女性”“首先是一种本性，其次才是一个人”。那么，什么是女性的“本性”？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可能由女性给出，毕竟在历史/history/“他的故事”中，女性没有或者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力，而女性主义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在批判和质疑男性话语霸权的同时，尝试寻找、清理、呈现那些被遮蔽、被掩盖的女性话语。 毋庸置疑，女性话语对于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意义非比寻常，只有当女性拥有了言说的能力，她们才有机会在历史/history中不仅仅作为“画像”，同时也作为作画人/“叙事者”出现。于是，在《女性的话语》一书中，我们看到作者选取了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十位女性，通过她们的书信和文学作品，呈现她们对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母性、女子教育、爱好、品德等方面的种种看法，让人们听到她们在大历史中微小的声音。这些声音作为女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了她们对女性“本性”的认知，显现出她们在女性主体性建构方面曾经做出的努力。 然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女性话语颠覆了我们对于女性主义的一般理解，也有违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阅读期待。比如迪·德芳侯爵夫人，她很少以女性的性别身份评论世事，在她的文章中，甚至“女性”一词都很少出现；比如德·沙里埃夫人，她与迪·德芳夫人恰恰相反，她很少抛开身为“女性”的意识，但她对女性身份安之若素，认为大自然是明智的，无论男女，都应当完成自然赋予的角色，遵循自然的法则；比如德·斯塔尔夫人，她认为只有爱情，确切地说，是被爱，才能克服女性生活中的寂寞与孤独，才能驱除自我质疑的折磨，走出困惑；至于德·雷米萨夫人，她完全赞同女性天生的从属地位，认为女性应该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她甚至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来证明她是发自内心地认可社会加之于女性的各种陈规…… 但是，书中所谈论的这十位女性，每个人都溢出了“女性画像”的边界，她们不再是“画像”中一成不变的刻板存在，事实上，她们每个人都是各种矛盾的结合体。乔治·桑时而是一个受本能驱使的女人，时而又被视为具有男性气质，她的《印第安娜》问世时，“G·桑”的签名让读者分辨不清TA到底是谁；迪·德芳夫人的两位传记作者，一位写她欲望强烈、情感脆弱、蛮横专行，另一位却写她清心寡欲、通情达理、举止优雅。而这种矛盾性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罗兰夫人的书信集和回忆录中。作者如此写到：“《回忆录》专注于对一种非凡之死的思考，而《书信集》则致力于对极为普通的生活进行整理。《回忆录》想要涵盖集体悲剧，而《书信集》则对公共事务以外的一切充满好奇。《书信集》中拥有冲动的魅力，而撰写《回忆录》则格外在意严谨性。玛侬，这位在书信中循规蹈矩，对外部世界不感兴趣，一心忙于家务的女性，在《回忆录》中则表现出政治行动家的特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书中选择的十位“女性的话语”，不仅呈现出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多样性，也凸显出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女人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质疑了历史，或曰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的规定性，也令其创造出的女性“本性”变得形迹可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