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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没有“春运”这个词儿，但同样有“春运”这个问题。 在民国，一到了年关，“回家难”的问题也就浮上了水面。和如今一样，如何能在回家过年的滚滚人潮中，顺利安全地抵达，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最“高大上”的，当然是坐飞机。不过，民国的飞机票贵得离谱，别说搭飞机了，多数人连想都不敢想。从北京到天津这么点距离，机票就要180块大洋。从北京到上海呢？两千块大洋。而且，绝不打折。 那会儿的大洋，还是挺坚挺的。按购买力来算，从天津到北京，就得花上相当于如今的好几万元！而从北京到上海，就得花几十万！这个价格，别说民国人了，就是如今的土豪，也只有望而却步的份儿。 若是用工资来比较呢？鲁迅和徐志摩的收入，在当时都是属于“高大上”阶层的。可这两人，若是想搭一趟飞机，都得存上大半年的工资。如果是保姆呢？一个保姆的月薪，不超过4块大洋，若是想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就得不吃不喝存上半个世纪！ 其实，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在民国，一般人恐怕一辈子，都不见得能看到一架飞机。连空军初建时，都没几架飞机，何况是民用？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赶春运”用飞机，简直不可想象！ 除了飞机，其他的交通方式呢？ 私人轿车，也是属于“高大上”的方式。放到如今，能自己开车回家过年，也不是多数人能享受的待遇，何况是在民国？拥有一辆私人轿车，对民国的土豪们来说，也并不轻松。而更花钱的，还不是轿车，而是一路不断的“过路费”。 这“过路费”，在当时可是各地军阀的重要收入。所以，各地的公路，都被当地的军阀控制，作为摇钱树。至于“过路费”标准，各地不一。直至当时南京政府将公路都收归国有后，才有了统一的标准，就是每公里三分钱。 这“三分钱”，看似微不足道，可因为是银元，算起来其实不便宜。从北京到上海，光是按照这个标准，就得缴纳将近40块大洋的“过路费”。放到如今，这些钱可是相当于近万元的购买力。从北京开车到上海，就得花上近万元的公路费，哪怕今天的人也都承受不起，何况是在民国？ 而且，这还只是民国政府的规定而已。实际上，各地军阀林立。控制公路的各个军阀，都将其当成敛财的手段，只增不减。可想而知，最后缴纳的“过路费”，肯定远远高于民国政府明文规定的费用。这么一来，就更是令人消受不起了。 飞机、汽车都贵，那么火车呢？ 其实，火车也不便宜。在民国，火车线路不多，且当时还未普及，所以火车票价格一点也不亲民。比如，就南京到上海这么一点距离，若是坐火车，哪怕是末等的，也得将近3块大洋。也就是说，一个保姆得花上一个月的工资，才能坐火车回家过年。而且，这还只是从南京到上海而已。随着距离越来越远，火车票的价格也是打着滚儿往上翻。 民国时的一些名人，哪怕出名后，能坐得起火车的也不多。就像郭沫若，出了名后，出行也只能是偶尔坐一趟火车，而且回回都是末等座。郁达夫倒是坐过一次二等座的，但那次是误打误撞，结果荷包出了血，把肠子都悔青了。 名人都是如此，一般人对于火车，自然更是敬而远之。 飞机、汽车和火车都不亲民，那民国人如何回家过年？ 多数人，选的还是水路。在民国，水路在“春运”中，可谓独领风骚。一来，当时战火不断，走水路可以不受战火干扰。比如，军阀若是占领了某个区域，首要之事便是控制当地的铁路，用来运输物资。而走水路，则无此担忧。二来，水路费用低廉。从北京到天津，若是走水路，花费还不到一块大洋。这个额度，还是在多数人的承受范围之内的。 当然，水路便宜，但路上花费的时间则较多。以冰心为例，有一年要从北京回上海过年，结果到天津搭船，路上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一来一回，大半个月的时间就没了。可尽管如此，水路依旧是普通百姓“赶春运”的不二选择。 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能回到家，过一个好年，那便是皆大欢喜了。（文/华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