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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日记》与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号称晚清四大日记。在晚清四大日记作者中，王闿运的功名地位最低，仅是举人，但学识才情却最大，故他晚年有自己独特的衣钵传人。 据近期报刊所载，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向上海图书馆捐赠《翁同龢日记》手稿，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曾经飘洋过海的翁家先祖珍贵手泽终于又魂归故国，可谓得其所哉。翁家慷慨捐赠的义举，令人敬佩。 《翁同龢日记》非同凡响，与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号称晚清四大日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以一孔之见简单谈谈这四大日记的内容特色及作者其人。 身为两朝帝师的翁同龢以宰辅显职位居朝廷权力中枢，日常应酬往来的封疆大吏、文人雅士数以百计，虽然他未能像曾国藩那样能以风鉴之术辨别人才之智愚诚伪，但亦以自身的人生阅历在日记中对同僚及来访者一一加以评判： 饭后访晤刘岘庄制军，此人朴纳有道气，迥非流俗所能及。（《翁同龢日记》1484页，中华书局，1989年。以下简称《翁记》）翁同龢对曾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印象甚佳，虽然刘是高官显宦，身上却能保持“朴纳有道气”，非一般的庸官所能比拟。 送刘岘庄，有客在座，送客留余，深谈宫禁事，不愧大臣之言也，濒行以手击余背曰：“君任比余为重。”（《翁记》2770页）在此，翁同龢再次赞扬刘坤一谈吐“不愧大臣之言也”，可谓推崇备至。而后者亲热地拍拍翁的背，推许翁在中枢的责任重大。说明两人交谊甚深，非同一般。 或许是政见不同积怨甚深罢，李鸿章其人在翁同龢《日记》中基本上就是一个负面形象： 是日直隶即用县李映庚来见，直斥李相为邪，语语峭直，此非干进不遂之士，乃有胆识有血性者也。（《翁记》2718页）一个小知县竟然在翁府斥责朝廷大臣李鸿章“为邪”，词锋犀利，翁同龢在《日记》中还赞誉他“乃有胆识有血性者也”。可见翁李不和昭然若揭。数月后，翁氏《日记》又载：“李鸿章革留摘顶，责令严防各口，并亲历大沽、北塘。”（《翁记》2754页）。 李鸿章在晚清担负内政外交之重任，加上国势不振，时在风口浪尖上，遭到朝野各方抨击。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刘锡鸿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且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梁鼎芬上折，“以杀李鸿章为言”。这两人都位卑言轻，朝廷不会轻易听信及采纳。但翁同龢本人的另一条评论却意味深长： 闻合肥相国之幼子（颂阁之婿，今年十五，极聪慧。）于初六病卒，三日病耳。相国初五寿，将吏云集，致祝之物争奇竞异，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翁记》2500页） 按常理来说，朝廷同僚一个“极聪慧”的幼子夭折，论者应有怜悯哀悼之意，但翁只是一句“倚伏之理可畏哉”，语意冷峻凌厉。古人曾告诫为官者“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李鸿章七十岁生日，大肆炫耀祝寿，场面宏大，门生故吏“争奇竞异”地敬献礼物，岂非穷奢极欲？倘要刨根究底地追溯这些礼物的来历，无非都是天下黎民的“民脂民膏”，竟要供奉你李某一人享用。“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穷奢极欲，必遭天谴，故尔摆阔一日，第二天换来的后果就是幼子突然夭折——这就是翁同龢所说“倚伏之理可畏哉”之深意。说白了，翁氏之言只是运用具体事例阐发了二千多年前老子揭示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以及“祸福倚伏”之哲理而已。 《翁同龢日记》评判的人物颇多，如说左宗棠“在总署招威妥玛饮，谈次有风棱，差壮中朝之气”（《翁记》1550页）。这是赞扬左氏面对洋人风骨凛然，为清廷扬威争气。评盛宣怀是理财高手，即“今之卜式、桑羊也”（《翁记》1278页）。评“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翁记》2904页）。描绘了官家子弟昂首阔步的傲态，相当传神。不过，翁同龢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先贬后褒，前后有大幅度的转换，表明他对人物的识别能力远逊于曾国藩、荣禄一类的高手（参阅拙文《晚清权臣识人及驭人之道》（下），载《从老庄哲学至晚清方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翁同龢是宰辅，李慈铭、叶昌炽为进士，王闿运仅是个举人，数次考场铩羽而归，终身未得一官半职。但王氏才情独大，足以与其孤傲狂放的性格相匹配，在翁、李、叶三人中间尽显一道异端的光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