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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引文是所谓的“莱昂体诗歌”（Leonine verse），采用行内押韵。译者为了在译文中体现这点颇花了一番功夫，可惜译文并不十分贴合原意。笔者做不到押韵，只能将大意译出： 最新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让我们警醒。 看，那位最高的法官已经气势汹汹地将临： 将临，将临，他将终结罪恶，为公平加冕， 酬报正义，消除痛苦，带来天国…… 光辉的国度，无刺之花的大地， 那里将交给忠贞的公民，此间的异乡人。 第426页： 你用由神圣的鲜血写成的文字将其记录， 这样的文字比用紫红颜料写下的更显眼， 加之你用口舌之血将其以红色特别突出， 用你的虔诚之死告诫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Jungeris his verbo, praecellis sanguine sacro, Quo melius solito Punica terra rubet. Quam tua mullorum rubricavit lingua cruore, Quos monuit vitam perdere morte pia. 这段话其实是说，布匿人（迦太基）的土地变得比通常更红，你（殉道者西普里安）的舌头用许多人的鲜血染红了它，说服他们为了虔诚之死而放弃生命。 此外，在利用现有的中译或英译时，译者有时没能注意到其中的错误，或者由于追求押韵等原因而对原意相差甚远的例子，比如第159页那段乔叟的“巴思妇人的故事引子”，选用的中译版本就不太好。又如第315页的那首曼里克的名作，英译本提供了朗费罗（Longfellow）的译文，但为了追求原诗的押韵方式和两长一短的句子结构，英译对意思做了不少改变，中译者未加甄别，直接据其译出。 本书的另一个难点在于，书中涉及的时间和地域跨度极大（583页），主题又非常庞杂（595页），中译本出现一些讹误在所难免。不过，有的似乎可以避免，下面举一些例子，如第1页就有“丹纳修订法国史后的1871年，德国获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随后霍亨索伦帝国崛起”这样令人费解的话，其实作者说的是“1871年的战败后，丹纳修正了法国史；霍亨索伦帝国建立后，尼采写了《历史对人生的利弊》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第3页比较了亚该亚人之于迈锡尼文明和日耳曼人之于罗马文明的不同，译文把蛮族向教会臣服（fall prey to）理解成迫害，导致这段译文不知所云。第50页，“这是他从约瑟那里看到的说法”，这里的约瑟是《犹太古史》的作者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第58页，“特罗古斯史书中的查士丁小传”，应为尤斯丁所撰写的特罗古斯《腓力史》的摘要（Justin’s 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history），特罗古斯是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史学家，他写的《腓力史》（Historiae Philippicae et Totius Mundi Origines et Terrae Situs）只有尤斯丁摘要中的部分保存下来。第83页，“哲罗姆……招致教会保守派（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的路易·德·莱昂）攻击……这些指责让哲罗姆十分恼火”，哲罗姆生活在公元四世纪，路易·德·莱昂则生活在十六世纪，前者如何能对一千多年后的人的攻击恼火呢？原来英译本说的是as was Luis de Leon in the Spain of Philip II，即就像路易·德·莱昂的遭遇一样，此人因为从希伯来文翻译了《雅歌》而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指控，与哲罗姆同病相怜。第87页，“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在一封致罗马人塞内加的信中”，这句话同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句中的塞内加是指罗马帝国初期的那对著名父子的话。原来译者把senate（元老院）看成了Seneca，这种走眼似乎不太应该。第123页，“‘卡龙是个粗人’，‘但非常和蔼’”，这里的卡龙其实是在冥河上摆渡亡魂的卡戎，铭辞中的意思是卡戎残忍（夺走了某个年轻人的生命），另一人则表示反对，认为卡戎仁慈，夭折反而让他避免了人生的痛苦，两人的争辩展现了生命的悖论。第257页，“佩特罗尼乌斯的第131首诗”，应该是《萨梯里卡》的131节，译者看到引文为一段诗，就想当然了。第372页，“彼得·克里索罗古斯”（Peter Chrysologus）当为“金言彼得”。第471页：“用生命之水为海葵写下血的宿命”，这里的“海葵”（anemone）应为银莲花，奥维德《变形记》的读者应该对这种花不陌生，阿多尼斯被野猪刺死后，维纳斯将情人的鲜血变成了银莲花。 无论如何，将库尔提乌斯的这部巨著迻译成中文都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笔者才疏学浅，在这里列出一些问题并非为了批评，完全是阅读过程中的副产品，从书中吸取大师的养料才是真正的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