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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切韵》展开热烈讨论，这样的一个学术局面，正是由《唐写本切韵残卷》的印行开启的，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学术史来看，王国维录写的这一册《切韵》，就不能不说相当珍贵。 一 《观堂集林》卷八收入王国维论音韵学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由于《观堂集林》是王国维自己最后编定的，以后大家都重视这个版本，于是，渐渐地都只读他写的“后”，而很少提及他的“书”了。 但是这次在京都大学，我却偶然看到王国维写录的巴黎所藏《唐写本切韵残卷》，石印线装一册。因为有三种残卷，故分三卷，在鱼尾标识出来。全书正文六十页，另有《跋》四页，一面（半页）十行，有“行款照原本”的说明，字体有力端正，页面干净整齐。卷三之末，署“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切韵》卷三。辛酉九月朔日写起。十九日写了共五十二页纸。国维。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以景照本校毕，又记”。辛酉九月朔日，是公历1921年10月1日。这就是说从10月1日起，王国维用了二十多天，抄写、校对巴黎所藏三种《切韵》残卷。但不知为什么他这里记的是写了“五十二页纸”，与稍后他对马衡说的“此书共六十页”（1921年12月8日致马衡，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以及实际页数不符。 抄写《切韵》完毕，据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说，王国维是“增订旧文，为跋尾，书于写本后”。不过细读这篇《跋》，至少它的前半部分，都是在讲前面他抄写的三种《切韵》的情况。他说这三份残卷，第一种“当是陆法言原书”，写于初唐，第二、三种分别是“长孙讷言笺注本”和“长孙氏笺注本或其节本”，写于唐代开天之际，又说见到陆法言原书，证明他过去推测“陆韵次第必与唐韵相近”，是正确的。这些内容，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倒是与《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相比，可以看到在稍后把它编入《观堂集林》时，王国维作了不少改动。上述几点结论并没有变，可是增加了音韵方面的举例和分析，最明显的，是删去了原来《跋》里的一整段文字。这段文字写在《跋》尾： 光绪戊申，余晤法国伯希和教授于京师，始知伯君所得敦煌古书中有五代刻本《切韵》，嗣闻英国斯坦因博士所得者更为完善，尚未知有唐写本也。辛壬以还，伯君所寄诸书写照本亦无此书。戊己间，上虞罗叔言参事与余先后遗书伯君索此书景照本，今岁秋伯君乃寄罗君于天津。罗君拟付工精印入《石室佚书》中，以选工集资之不易，余乃手写此本，先以行世。原本书迹颇草草，讹夺甚多，今悉仍其旧，盖其误处，世之稍读古书者，类能正之，至其佳处，后人百思不能到也。因记其大略如右。辛酉冬十一月初十日，海宁王国维书于海上寓居之永观堂。 这里说光绪戊申（1908）在北京初见伯希和时，他与罗振玉就知道伯希和手里有敦煌本《切韵》，可是伯希和一直没拿给他们看，直到辛酉年秋，在他们一再要求下，才把照片寄到天津，罗振玉本来要放在“鸣沙石室”系列出版，但一时筹集不到印刷费用，于是他“乃手写此本，先以行世”。最后所署十一月初十日，是公历1921年12月8日。 这一段文字，大概王国维认为无关文章宏旨，在将《唐写本切韵残卷跋》改题为《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修订收入《观堂集林》时，全部删掉了。现在读到它，对于王国维写这篇文章的原委，才可以比较清楚。 如果更进一步，那么，还可以通过《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定，东方出版社2000年），看到与此相关的更多细节。比如罗振玉在1921年9月4日的信中说：“伯希和代照《切韵》已寄来，计残卷三，其一为《切韵笺》，但存上平之半，他一为《切韵》陆氏本，缺去声，其他亦有小缺，又一则陆氏《切韵》少许，缮写皆极草率。弟已比校《唐韵》（蒋本）《广均》，作《均目表》。”这就印证了王国维《跋》里面写到的“今岁秋伯君乃寄罗君于天津”，同时说明罗振玉先拿到《切韵》，先就做了初步研究，判定其中一个是陆氏原本、一个是笺本，而王国维后来正式写出来的结论，也许便是受罗振玉的启发。 从随后9月16、23日的信看，罗振玉还把他录写的《切韵序》和他编的《韵目表》寄给了王国维，大概王国维又问了一些《切韵》的问题，这样，在9月23日的信里，他便说到购买这些照片的情况以及后续的打算：“此次寄中币五百圆，仅得此影本数十片口，写真之价，数倍从前。意欲集资千元，用玻璃板印出。”他是想要用珂罗版印出，可是又“恐千元尚不足用”，加上现在手头没有现金，“故印书但有集资矣”。到了9月27日的信，罗振玉说的是他已经托管复初把照片带到上海，“计《切韵》甲卅三纸，乙三纸，《切韵》笺十纸，共四十三纸”。他说：“弟本意手钞一本，付菊笙印入《涵芬楼秘笈》中，然后徐图影印原本。今既奉尊览，祈公手写，付菊笙印之，索渠书数十册，何如？”他希望王国维能手抄一本，交给张元济去印，然后，他们再跟商务印书馆要几十册印本。这也就是王国维在《跋》里面交待的“余乃手写此本，先以行世”。 王国维收到照片，便马上开始抄写。据他10月22日写给罗振玉的信说，刚好他所在哈同的仓圣明智大学放秋假，停课半月，使他得以十九天抄写完毕，“然每日之力亦仅能尽三纸而已”。每天尽力也只能写三纸，当然是由于抄写之前，先要辨认。王国维说“原本书迹颇草草”，罗振玉也说过“写本至劣，别体讹字甚多”（9月23日信），所以，抄写并不是复印式的抄写，这里面恐怕是要有学术性的考察和判断。 很多人评论王国维的学问，异口同声，都说他能“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梁启超）、“精密坚实”（叶公绰）、“最纯正而精密”（陈乃乾）、“博矣，精矣”（陈寅恪）、“细针密缕”（顾颉刚），大多离不开“精密”两个字。这两个字，单从这一册《唐写本切韵残卷》来看，就可知不是轻易得来，是要下过把材料一笔一划写出来这样的功夫。这大概比现在人提倡的“细读”还要细到骨子里，更不用说和那种敲敲键盘就能“黏贴”成功的狼吞虎咽式相比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