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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这三篇文章，在研究方面颇有自信的郭沫若，自然要出来辩驳一番。前三文发表后两天的4月7日《光明日报》上，就刊发了郭沫若《再谈〈盘中诗〉》的回应文章。此文用五个小标题，对前数人的质疑及新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前面数位作者（尤其唐兰），对《盘中诗》的字数，都发表看法或存有自己的认识。郭沫若首先回应：“应否加一个字”？“有人说：这一个字不应该加。中间一个字空在那儿，就可以解决问题。我对这种说法碍难同意。原诗分明说：‘当从中央周四角’，如果正中一个字空在那儿，到底以哪一个字为‘中央’呢？”郭沫若肯定地说：“所以当中一个字不能空，原诗照道理应该是一百六十九字。” 这样说虽然有点道理，可要完全说服人还差点，郭沫若也晓得。接下来他提出一点理由：“古书传世过久，经过辗转的抄写、翻刻，夺误增改是在所难免的。从前封建时代，对于圣经贤传的传世刻本一字一笔也不许增减。其实就是圣经贤传也每每有夺误和增改的。夺者补之，衍者除之，误者改之，疑者怀之，只要有根据，或者言之成理，有何不可？”这么说，郭沫若认为此诗是“夺逸”一字了。但郭到底是学者，知道其中情状繁复，难于一语定乾坤，故此又将自己的论说做了收束：“至于《盘中诗》的原形究竟是怎样，我也不敢断定。我的说法是一种拟议而已。据我所知，有人恢复成圆形的，但和原诗的‘四角’不符。也有人恢复成六角形的，据说‘四角’的四字，篆文和六字相近，是字误。后说也难令人首肯。” 至于“何故补为‘姓为苏氏’”？这是郭沫若的“创见”，他当然得说清楚：“原诗前段由三字句转为七字句，是三、三、七的调子；后段煞尾处又由七字句转为三字句后，仍然是三、三、七的调子。‘姓为苏，字伯玉’两句，刚刚在前段由三字句转为七字句的关键处。照道理说来，原诗的布局既是十三的方乘而缺一个字，则这个缺字补在这两句中是恰得其所的。故我补为‘姓为苏氏字伯玉’，文从字顺，于原调的原义毫无变改。”郭沫若的说法虽还觉不够充分，可他寻找的点，却有使人信服的地方。不仅此，他还有例句：“或许有人会问：既言姓又言氏，岂不是重床叠屋？是的，是有点重复。但古人行文恰恰有这样的例子。如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就说‘封于项，故姓项氏’。”“姓项氏”三字下，郭沫若以重点号来强调。今天看来，这个例子有些单薄。 第三，郭沫若回应了“诗的作者到底是谁？”：“就诗论诗是苏伯玉妻作的，但可惜没有标出作者本人的姓名，故这位女诗人便成了无名英雄。因此，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就说：‘古诗，亦无名氏。’又宋人严羽的《沧浪诗话》言‘《盘中》，《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所谓‘苏伯玉妻作’，其实也等于说‘无名氏’。可见严羽所见到的《玉台新咏》本，于《盘中诗》可能标题为‘苏伯玉妻作’；或许也并未标明谁作，而是严羽自己根据诗中所述而云然。”对于唐兰文中所言此诗作者又有傅玄一说，郭沫若请来了著名学者纪昀（晓岚）父子。在引述了他们的文字后，郭沫若说：“纪氏父子所提到的宋刻或宋本，我尚未见到。近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明寒山赵氏刊本’，把《盘中诗一首》列在傅玄《拟四愁诗》四首之后与张载《拟四愁诗》四首之前，并未标出作者之名。目录只载‘傅玄杂诗五首’与‘张载拟四愁诗四首’亦无‘盘中诗’……可以肯定《盘中诗》的题名，在目录中是没有的。此诗非傅玄所作，纪氏父子的推断是正确的。”“此诗非傅玄所作”下面，郭沫若同样加了重点号。 可为何《盘中诗》又附在了傅玄诗歌中呢？“我在这里还有一个新的推断：《盘中诗》是别人的补遗，并非六朝陈代人徐陵（孝穆）所选《玉台新咏》所原有，故目录不载。”在略加举例后，郭沫若认为：“原书确有补遗之作。”（这八个字，下面加有重点号）因此：“我的看法是：傅玄《拟四愁诗》四首的情趣与《盘中诗》有相似处，同是表达相思的情诗，而傅诗中有希望马跑快和恨马跑不快的句子。……故读者连类而及，书于简端，乃被后人刻入或抄入了正文，而挟在了两种时代相接的《拟四愁诗》之间。我的这个推断，我相信是合乎情理的。” 这里，郭沫若似乎已将《盘中诗》作者时代定了下来。可还是觉着不踏实，所以又将其作为最后一个题目出来讨论：“作者是何时人？”：“作者的时代在前也有过争论。有人说是汉人，有人说是晋人。”在举列了唐初虞世南《北堂书钞》，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明朝人冯惟讷《古诗纪》，清代人冯舒《诗纪匡谬》等古人著作的有关论述后，郭沫若认为：“诗非傅玄所作，可无疑问，说为晋人作的根据是什么呢？只是在刻本《玉台新咏》中‘此诗列在傅玄、张载之间’而已。但据我上面的推断，诗是后人补录的，则这个唯一的根据也就不成其为根据了。” 接下来，郭沫若有一节此诗当为汉代诗的推断，过程也有趣精彩，值得略加引述：“《诗纪》《诗乘》并列为汉诗，所根据的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把它作为汉诗要妥帖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诗的基本格律是三、三、七的调子。这种调子，自战国末年以来，在民间是相当流行的。荀子的《成相篇》的调子是三、三、七、四、七的反复。汉武帝时的《淮南王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成帝时的《上郡歌》：‘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贤吏民。……’东汉章帝时的《廉书度歌》：‘廉书度，来何暮？不火禁，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东汉桓帝初年的《城上乌谣》：‘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这些都是三、三、七的调子。这种调子，在魏晋时的诗歌中虽然也偶有所见，但当时的诗歌，主要是纯五言调或纯七言调。” 举列种种例证后，郭沫若的结论出来了：“《盘中诗》，由它的格调看来，既和战国末年以来的民间歌谣相接近；又由诗中的情趣看来，妻子留长安，夫还在四川做小官，可望其骑马往还，正是天下一统的时候，不像分裂时的三国，也不太像统一局面尚未固定的晋初。故我采取了汉诗的说法。但也不好说得太古，也不好说得太死，故我说它‘当是东汉时作品’。”从举例推断的逻辑线索看，郭沫若的结论是比较靠实的，可长期研究古代学术问题的他，又知道随着时代发展，埋藏地下证据出现，一些看似严谨确切的推论，会遭到事实的无情否定。故此文末，他又有所保留：“当然，我的这种说法是留有商量余地的。如果有坚决的证据，证明《盘中诗》确是晋诗而非汉诗，苏伯玉确是晋人而非汉人，我也并不想固执己见。我在这里期待着作过深入研究的朋友，能提出更坚实的证据。” 《盘中诗》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以形式的特异受到极大关注的诗作。从前面的举例中可知，就在古代，它已经颇为学者注意，并对其形式原状进行了恢复和深入解读。1949年后，各类作品分析，以内容为主要对象，类似《盘中诗》这样在形式上取胜的作品，乐于，敢于研读的人，较为少见。不过这次由郭沫若发起研读，“政治”上似乎有了保障，其他人跟附的研究论辩，也便图文并茂，兴致勃勃起来。从结果看，这次论辩促进了《盘中诗》形式的探讨，引发了读者的兴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古代文化知识的效用。在那个紧绷着“阶级斗争”弦的时期，这次论争态度总体是平和、公正的，是紧扣着问题本身，没有逸出文本的“戴帽子”“打棍子”现象，十分难得。就在今天看来，这还是一个值得研读、还原的题目。倘若这篇介绍文章能够引发人们继续参与，使《盘中诗》最大程度接近原有形态，那就达到了笔者四下搜寻资料，草成此文，试图抛砖引玉的心理预期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