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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种种异质性、差异性和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但我们始终都应该以一种好奇的、求知的、审视的、批判的、反思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的祖先曾经当作怪异之物的外来的西方文论与文化。我们力求真正走进和了解西方文论与文化，并不是为了对它们的膜拜和景仰，而是为了求知，为了借鉴，更是为了新的创造。 今天的理论生产者，大多都受制于自身在其中“谋生”或者“工作”的现行学术体制，主要通过教材、论文、教学活动、各种出版物、网络媒介等途径走向公共领域，并对公众发言，由此影响到文学活动和整个社会。这种日益体制化与专业化的理论生产和再生产的语境，不同于从前的任何时代，诸如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时代，社会激进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时代等。事实上，理论生产活动已经远离了文学活动本身，变成了一种学院体制内的“知识生产”活动。因此，现行大学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下的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语境，是我们反思诸多理论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形成和性质是需要反思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到文学的基本原理、概念和范畴，文学研究的方法、价值评判的标准等。这样的研究具有理论的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特点。但重要的是，文学理论研究首先必须面对文学的基本事实，从文学事实出发：一方面运用原理、方法、概念和范畴去解释文学文本和事实；另一方面又要对文学文本和事实做出价值评判。换句话说，文学理论主要不是对文学现象做出事实判断，而要对文学现象做出解释和价值评判。因此，文学理论需要确立一系列概念、范畴、标准，并由此建构相应的理论框架，去解释和评判文学事实。文学事实最重要的内容，首先是文学文本(作品文本和理论文本)，以及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历史、时代氛围、社会事件、文本生产机制等)。文学理论的历史深刻地与范围广泛的社会、经济、哲学、道德和心理领域的思想史交织在一起。我们应当深入到文学文本背后更加宽广的历史语境中，从一种能表明其联系、起源、演化和反应的脉络的视角去审视它，去挖掘促成文本形成的不同动机，尤其是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与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价值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理论界，“价值中立”论近年来颇有市场。在我看来，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建构，毫无疑问离不开理论家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评判，价值评判是文学理论建构中最重要的品格和灵魂。文学理论绝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人为地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隔绝。 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在一些理论著述中盛行的“审美主义”倾向我们也需要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总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不同理论家对于“文学”概念的理解。我们应当联系历史演变来看“文学”这一概念的具体意涵。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是当今中国文学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西方世界，“文学”概念的发展也有和中国类似的历程。西方古代的文学理论大多非常关注文学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之一的基本性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原创性理论家往往会从社会的政治、历史、道德、哲学等角度去界定文学。在18世纪后期的启蒙运动之前，西方传统知识学科中与文学有关的理论，都被归入到“诗学”和“修辞学”之中。1746年，法国神父巴托在《简化成一个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一文里将“美”与艺术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模仿美的自然”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原则。此后，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英国学者夏夫兹博里、哈奇生等人，德国的“美学之父”鲍姆加登及其学生迈尔，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歌德和康德等人，共同推动了现代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艺术体系的诞生。把“审美价值”作为“文学”的核心价值，从此就成了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文学”概念的重要意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至现在，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文学”概念，在西方世界不断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挑战和突破。美国艺术史家克里斯特勒提出：“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和在文化史的其他阶段的研究中，美的艺术的传统体系开始显现出土崩瓦解的迹象。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对各种艺术的不同技巧更加强烈的认知，在艺术家和批评家中已经造成了对于以一种不再存在的境况为基础的美学体系之惯例的不满，这种美学试图徒劳地掩盖这一事实，即它的美的艺术的根本体系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它的大多数理论都是从特定的艺术、通常是诗歌中抽绎出来的，或多或少不适用于其他艺术。”(参见拙译《现代艺术体系》，载周宪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 今天，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或多或少地认为从社会性出发去考察和研究文学已经过时，认为如果再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功能是陈旧的老一套。人们在竭力寻找文学和理论研究的“新”途径时，大多把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当作一个似乎可以“放之四海”的“新”基点，以强调“审美”来回避文学理论的社会性特质，实际上这又落回到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旧套路中。“审美主义”在今天成了一个逃避文学理论需要进行政治、经济、道德、哲学等维度的价值评判的“法宝”。如果一个理论家出于社会责任和真正的人文关怀的立场，就不可能片面强调“审美”和“娱乐”而不去关注文学的社会价值建构与社会职责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