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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一时间（时期）不同空间的文学呈现 现有文学史叙述模式的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按照时间维度的叙述，从而遮蔽了同一时间或时期不同空间的文学活动。实际上，作为心灵表达的文学活动，往往是在同一时间或时期内在不同的物理空间展开，表现得丰富而多元。这种不同空间的文学活动，既呈现为群体式，也呈现为个体方式。 文学流派和社团最能够代表古代文学家的群体活动空间。明代嘉靖年间，“后七子”是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学群体，除了谢榛之外，他们都是青年进士，他们聚集京师，意气风发，同气相求，切磋诗艺，一时蔚为风气，形成了京师文学空间。不久，他们又因为外任，京师文学空间不再，而新的空间又在京师以外的地方形成。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一书以“南北之薮：济南与吴中营垒的构筑”为题，叙述了嘉靖后期，后七子离开京师文坛后新的文学空间。嘉靖三十七年（1558）以后，李攀龙基本上在家乡济南生活，济南遂成为以李氏为中心的文学空间，他早年的同学许邦才、殷士儋、郭宁等在其构建的“白雪楼”中觞咏唱和。李攀龙回乡后，“后七子”另外一位领袖王世贞，也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扶父榇回到吴中故里，此后也多在吴中居住。他在文坛的声名，使得“四方宾客辐辏盈门”，这里成为比李攀龙所在的济南更为热闹的文学空间。不仅当地的文士与他过从密切、诗酒唱和，其他空间和身份的文士也屡屡造访，如后来在文坛上同样有影响的汪道昆，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就到吴中探访了王世贞，两人从此成为相互赞美的文友。 韩愈和柳宗元则代表了个体文学家在同一时间内的不同空间的文学活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柳宗元和韩愈都在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成为同事。“永贞革新”，柳宗元是积极参与者，而韩愈却是反对者，因此，当“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谪永州。在永州那个“蛮荒之地”，他只好寄情山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韩愈在宪宗即位后，即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这一阶段他写下了许多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南山诗》《石鼓歌》等。在公元九世纪初，韩、柳二人，因为政治而分处不同的空间，一在偏僻的永州，一在首都长安；一个借山水而消遣人生、寄寓孤愤之情，一个在复杂的政治中心力图有为而实不可为。在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中，他们都用自己的笔墨，记录了不同处境中的人生感受，为文学史留下了重要的篇什。 三、不同空间文学品质的差异 对于不同空间文学品质的差异性，早已有人注意并予以论述。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声律入手分析道：“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纪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刘氏所论，还只是“南北”大的空间文学之差异。如果更深入考察，地理空间的不同，带来的文学差异则无处不在，文学史的丰富性也于此得以体现。 汤显祖和沈璟既是“有意味”的个体文学空间的代表，他们的戏曲观和戏曲创作也典型地体现出不同地理空间的差异性。万历十七年（1589），37岁的沈璟辞去才任命1年的光禄寺丞，回到家乡吴江，从此寄情戏曲，直到58岁病逝。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也弃去遂昌县令，回到家乡临川，陆续完成了“临川四梦”的创作。汤、沈二人，无疑都是明代戏曲史上的巨擘，但一在比邻苏州的吴江，一在江西临川。尽管他们都是进士出身，都中年辞官归里，都把笔创作戏曲，但是，空间文化土壤，使他们的艺术趣味和创作指向同中有异。 沈璟早于汤显祖染指戏曲，他所隐居的吴江紧邻苏州，在他辞官回乡之时，昆山腔已经用于戏曲演唱。他花费了大量精力，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南词韵选》《北词韵选》等工具书，一来是帮助诸多想染指戏曲的文人掌握戏曲的格律，二来也适应了昆山腔演唱的需求，“词人当行，歌客守腔”是他的理想。而像臧懋循所说的，汤显祖“生不踏吴门”，他的家乡流行的是海盐腔，对于新兴的昆山腔他的确不熟悉。但这并不妨碍他创作戏曲，他更多的是依据以往戏曲作品的曲牌格律写作曲词，甚至更多地把戏曲当做文学作品而不是搬演于舞台的艺术作品来创作。于是，当他的《牡丹亭》问世之后，其对“情”的书写、文辞的优美、浪漫的情节，让文人们称赏不已；在这同时，这部瑰丽的作品却难以用昆山腔演唱，正如张畸《衡曲尘谭》所说：“近日玉茗堂杜丽娘剧非不极美，但得吴中善按拍者调协一番，乃可入耳。”沈璟和其他文人一样，同样欣赏《牡丹亭》，为了使它能够演出于昆山腔舞台，他将其改编为《同梦记》，不料招致汤显祖的不满，两人发生了争论，这就是有名的“汤、沈之争”。 对于“汤、沈之争”，文学史和戏曲史研究者有诸多的解读和分析。如果从文学空间的不同带来的文学品质的差异性角度审视，同样可以获得新的启示。 上面从三个方面粗浅阐述了空间维度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它能够使我们打破时间维度的局限，开阔我们研究文学史的视野，使文学史从单向的时间维度的叙述变得立体化，从而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实际上，有些研究者已经进行了探索，只是在观念上有待于更加自觉。相信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注重空间维度的研究成果会越来越多，文学史会变得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富有人文乃至生命趣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