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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宏观的文学价值观上呼唤客观性、纯粹性，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重提文学批评的科学性问题也有其意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些文艺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同时跻身自然科学的前沿，后来，分工细密了，两者的联系也未中断。西方近现代也有不少哲学家、美学家、批评家热心追踪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很罕见，中国人文学科的学者、教授大多不会涉入自然科学领域，这其中有文化和历史的根源。在西方，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吸收营养是早就存在的做法，随着自然科学取得一系列极其重大的成就，这种做法就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觉。近几十年来，随着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原有的思维模式被突破，知识整体化和综合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对同一课题，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日益成为必要，而学科思维习性的偏执则会成为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障碍。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乃至人文学科的学者相互涉足对方的领域，在研究思想、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和启发，日益成为夺取重大成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文学批评借鉴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我认为目前中国批评界至少要做到这两点：一是重要概念的明晰、确定和统一。学科内重要概念内涵不统一，直接阻碍讨论和交流。有的评论者写文章，前后概念不一致、不明确，甚至相互矛盾，或者同一概念放在不同学者那里理解有天壤之别，比如“张力”这个术语，在学界使用情况就比较混乱，类似的情况亟待改善。二是推理的过程要合理、严密，不能随意跳跃、不能偷换概念。在这方面，中国清代朴学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等人在训诂学、考据学方面提出的一些经典原则，比如“不以孤证立说”、“不匿反证”等，都是具有很强的科学精神的。 可以发现，现代文艺学科的大多数概念虽来自西方，但中国古代学术界并非没有科学的因子。同样的，我们重提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性，也不应将西方的科学标准绝对化。借鉴自然科学和借鉴外国文学理论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创造我们自己的科学的文学理论批评。社会科学需要同自然科学协调，跟上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但它一般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成果现成地用到自己的领域。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两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接受者和描写对象都是社会的人，文学作品反映人的生活、体现人的思想和情感，文学现象同自然现象有极大的不同。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同自然科学的差别更大。这是因为，文学创作和欣赏中有主体发挥想象、发挥自由创造的广阔天地，最忌刻板、最忌公式化和千篇一律，在文学评论中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有益的，而生硬的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则是行不通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史学上，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成就最高，之后的第二代学者虽然长时间留洋，受到了系统正规的现代西方教育，但是成就并不如第一代。其原因就在于西方观念、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实并不一定行得通。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性问题。民族这一术语有几种歧义，其实，说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性更合适。 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心理都具有历史性，他们的审美愉悦要受制于所受的审美教育、所处的文化艺术环境。因此，审美心理是有民族性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必然反映作为民族成员的批评家审美心理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它要对本民族的作家和读者发挥广泛影响，必然有意识地追求民族特色。文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各个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理论应该是有差异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问题有两个大背景：一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要摆脱屈辱的地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知识分子也在文学理论领域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要求；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毛泽东等提出“民族形式”命题，主要是在反思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同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 当前，我们提出文学批评的民族化、正确处理科学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学界对西方普遍主义的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抗拒。100年来，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持续、深入地改变着世界。相对论、量子物理理论颠覆了人类的传统世界观，而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则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同时，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现代化也对人本身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导致人被科技异化、支配，丧失了主体性。科技发展无论怎样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归根结底，人类最可贵的还是我们的人性和自我。近年来，东西方学者正在共同反省西方普遍主义、科技崇拜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在文学理论界，有段时间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失语症”的焦虑就来源于对西方普遍主义的反拨。但是，这种出于单纯民族意识要与西方一较高下而产生的对民族性的呼唤，我认为还是属于比较浅层次的动因。 我们之所以要追求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性，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中国确实存在很多实际的问题，用西方的理论无法解决。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中国理论界盛行，被长时间关注、讨论和应用。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大众文化在中国突然成汹涌澎湃之势，通俗文学的兴盛给纯文学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这种现象用中国以往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法兰克福学派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理论需求。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对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文化工业”的批判，其对象和中国当时大众文化、文化产业的情况大大不同，因此它不但无法解释许多中国特有的现象和问题，还造成了许多误解和误读。理论热潮退去，通过反思，许多学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及新世纪，对自己当时的理论做了很大的修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女性主义进入中国后。西方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女权运动联系紧密，很多都是从本土社会运动发展而来，因而形成了众多流派，例如存在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等。但中国此类研究的理论文章很难体现中国的实际情形。实际上，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从知识女性到农村留守妇女，都是具有很多迥异于西方的特点的。我们无法直接套用西方理论来解决自身问题，因此没有产生有分量的成果。 上面的两个例子说明，当前讨论文学批评的民族性，就是在谈一个本土性。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经验和需要解决的症结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针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而发展出的理论，自然具有本土性和原创性，也会为其他国家所关注，也会对世界文学理论有所贡献。因此，我认为要建设民族化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核心的还不是去化用、借鉴传统概念、术语和理论，而是要提出能够解决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生产和接受中间突出的、特有的问题的理论，面对中国当下的实际问题，讨论实际方法。比如围绕农民工群体、网民群体产生的中国农民工文学、网络文学等，都属于中国特有的文学、文化现象，针对类似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做实事求是的批评研究，或许就能将科学性与民族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