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达科(1954-),男,河北乐亭人,江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内容提要】由于辽文学史料散佚良多,影响到人们对辽代文学的认识和研究。历代学人整理辽代文学史科的建树,主要反映在总集编纂、资料汇辑和书目撰著三方面。近900年来辽文学史料整理的历史呈由散而聚、百川汇海之势。现代辽文学史料整理工作的特点是有全面、系统的规划和统一、科学的规范,出现了一些集大成式的成果,但仍存在某些不足。应提高辽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品位,使古籍整理升华到理论研究层次。 【关 键 词】辽文学/文集/资料汇编/书目 辽文学虽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低谷,但在当时民族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极强地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审美品格和历史价值。由于辽代书禁甚严,加之易代之际的战乱兵燹,使大批文献毁之殆尽。迄今辽人诗文别集原本荡然无存,散佚作品也屈指可数。长期以来,辽代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链条上一个残缺的环节。近年来,辽代文学逐渐引起学人的关注。文学史料是研究文学现象和编写文学史的基础。虽历代学者在搜集、编纂、考订辽文学史料方面有所建树,但尚未有人对辽文学史料学史作系统、全面的审视。本文拟通过全面审视近900年来辽文学史料保存、整理的历史和现状,生发对辽文学研究领域的思考,庶几对推动辽文学研究有些裨益。 一、各种文集的编纂 据《辽史》等史籍可知,辽人编过不少当代诗文别集。清人补作的几种辽史艺文志、经籍志所著录的辽代别集,除去互相重复与误收者,共有20余部。这些文集大都见录于辽、宋、金、元时各种文献,可知它们都编成于作者在世时或去世后不久。绝大多数辽人作品集在金、元时就已亡佚。元人苏天爵云:“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1](P421)元人修《辽史》时已有文献失征之叹。明代还有个别辽人诗文集流传。陈第私藏书目《世善堂书目》著录的辽人王白《百中经歌》,即《辽史》所载《百中歌》是一部以诗歌形式写成的卜筮书,勉强算得上文学作品。辽人零散诗文作品,大都通过正史、别史、笔记、类书、石刻等载体得以保存。 辽人没有编过本朝人的作品总集。宋、金、元、明四朝亦未有人作过这方面的尝试。清人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著录的三种总集其实皆非辽人作品。《大苏小集》为宋人苏轼的作品,《小华集》、《西上杂咏》分别为高丽人的作品和使宋高丽官员与宋人的酬唱之作。清代以降,由于民族偏见减弱和考据学风的影响,学者们开始注意对辽文学文献进行大规模、系统性的爬梳整理。先后出现了5部全集性总集,即韩小亭《辽文存》、缪荃孙《辽文存》、王仁俊《辽文萃》、黄任恒《辽文补录》、罗福颐《辽文续拾》。韩编在缪编之前已亡佚。缪编是现存清人所编辽代总集的最早成果。缪荃孙于光绪年间总修《顺天府志》时,搜拓畿辅碑志,甄录辽代诗文200多篇,编为《辽文存》6卷,附录《辽艺文志》、《辽金石目》各1卷,使本书成为初具规模的辽代诗文总集,为研究辽代史和辽代文学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它承袭《文选》以来总集的通行体例,将所收作品按文体分为16类。它在诗文辑录方面有疏误,即有所失收,对非辽人作品也有误予阑入的现象,文字讹误、失校之处也不少,与一代作品全集备本尚有相当距离。王氏有憾于上古至明皆有总集,惟五代和辽阙如,便自光绪二十年(1894年)矢志编辑《五代文荟》与《辽文萃》。四年后《辽文萃》成,初为14卷。光绪三十年(1904年),编者得见缪荃孙《辽文存》后,便删去与其重复的篇什,又作了一番搜阙补遗工作,将剩下的100余篇厘为7卷,包括正编4卷,《补遗》、《作者考》和《逸目考》各1卷,书末附《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编次和分类大体与缪编相同。此书遗漏、失误仍不少,足见一代总集的编纂是何等艰辛的任务。黄编成书于民国初。编者本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辑成《辽文最》4卷,得完整诗文一百八十余篇,又历岁增删,屡易其稿。十五年后购得《辽文存》,遂删汰与之重复者,将所剩70余篇,编为此书。黄氏在序中指摘了缪编失当之处,但他的一些看法也未必正确,如对于“短小之诏令,件存之诗句”,若从求全的角度看,还是应当予以辑录的,何况辽代文献散佚颇多,更有必要重视这些残章断简的价值。况且,以当今之观念绳之,《辽文补录》阑入高丽、西夏之诗文,并非完全妥当。《辽文最》已不存,《辽文补录》作为对缪编的续补,确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书后附其《辽文最》原序文与目录。黄任恒未见到王仁俊《辽文萃》,所以两书仍互有重收。《辽文存》收录作品200余篇,《辽文萃》辑补100余篇,《辽文补录》又辑补70余篇,即使除去后两种互相重复者以及不当辑入的金、西夏与高丽的作品,这3种书辑录的辽代诗文亦有350篇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筚路蓝缕、网罗编纂辽人诗文,力图使一代作品全集臻于完善的历程。罗编为掇拾缪、王、黄三书之遗而成,包括正编2卷,补遗和汇目各1卷。 民国间刘毓盘曾将辽代女作家萧观音的《回心院》词10首编为《辑校辽宣懿皇后集》,收于其《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丛书。当代学者陈述因补注《辽史》而搜罗辑录辽代作品,并有感于缪、王、黄、罗四编各自成书,既互有重出,又都失之缺漏,于是将诸书所录之诗文重新编排、校勘、订误、补遗,辑成《辽文汇》10卷,收作品凡500多篇,大大超过了以上4书所收之总和。《辽文汇》于1953年由中国科学院印行。嗣后30年间,编者又将陆续发现的辽代作品辑成《辽文汇续编》,未付梓。后来,编者将两书合并为《全辽文》,收诗文作品800余篇,于1982年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13卷,末附《类目索引》、《作者索引及事迹考》和《图版》。《图版》部分为考古新发现的以契丹文字写成的各种应用文体性质的碑刻,不与书本体装订在一起。《前言》和《序例》可使读者体味编者的甘苦,领略编者的治学经验。 《全辽文》出版距今凡19年。其间又有不少辽人作品和辽代刻书陆续被发现,也出版了一些有关文献的影印本、辑本。如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整理的《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刘好佐《应县木塔古诗文会评》(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黄震云《〈全辽诗词〉辑录与编年考述》(编者《辽代文史新探》于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其中一部分)和阎凤梧主编《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以及台湾江应龙所编《辽金元文汇》(3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5年、1986年、1988年陆续出版),它们都起到补阙增益的作用。 数百年来,辽人作品很难入诗、文选家之彀。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一批兼收辽人诗、文的通代选本。这些新型选本大都为入选作家撰有小传,对作品予以较详尽深入的注释、分析、简评或说明,显示了选编者精熟的鉴裁眼光和独到的解读视角。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章荑荪《辽金元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周惠泉、米治国《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罗斯宁《辽金元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90年)、范宁和华岩《宋辽金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88年)、林邦钧《宋辽金元散文选注》(岳麓书社,1998年)、丁如明《辽金元散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王水照《宋辽金元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 二、佚事佚作的辑录 辽人专门记载本朝作家、作品的文献当首推王鼎《焚椒录》。《焚椒录》一书记述了道宗懿德皇后辽代文坛翘楚萧观音的生平和文学创作以及被耶律乙辛诬陷、迫害致死一事始末,录存其24首诗词作品并详述其创作背景与缘由,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清、近代有不少人整理刻印此书,出现了很多丛书本。 辽人所编本朝文集虽全部亡佚,但有大量的佚事佚作零散流布于辽与五代、北宋人的各种别史、政书、诗话、笔记、方志、类书、文集及石刻中。这类文献约有近200种。其后,很多学人在保存、重辑这些资料方面也作出了显著功绩。统而观之,他们对辽代文学佚事佚作的辑录可分为两个阶段,南宋、金、元、明时期重点在“录”,清至当代重点在“辑”。清代以降,始有人着手搜集汇编辽代文学史料。迄今问世的有关成果可分为诗话、诗纪事和资料类编三类。 诗话编纂,清代出现了周春的诗歌及本事、评论资料汇编《辽诗话》和《增订辽诗话》。周春有感于辽代文献亡佚,其诗于后世无传,唐、宋、元、明皆有诗话,同时人王士祯又辑成《五代诗话》,惟辽独无,于是仿《全唐诗话》体例编纂是书。其一卷本《辽诗话》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两年后刊行。共辑录70条(97则),所辑史料不标注来源。嗣后编者又用了五年时间掇遗补漏,辑成两卷本《增订辽诗话》。此书增至132条(246则),内容范围大有拓宽,体例也有所变化,对所辑材料一一注明出处,凡与辽有涉之事和后人赋辽事者,悉加附载。所引各种文献达180多种。由《辽诗话》到《增订辽诗话》,体现了编者为追求完善而孜孜不倦的努力。今人蒋祖怡、张涤云整理的纪事、评论性史料汇编《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是继周编之后具有总结性质的撰著,全书由《增订辽诗话》校点笺注和《新补辽诗话》两部分组成。前者以周春手稿本为底本,校以藏修书屋本和所引原书,并以新式标点断句,每则后有校勘和笺注。校勘记中不仅说明诸版本的文字异同情况,而且说明二卷手稿本与《清诗话》所收一卷本之间的差异。笺释部分十分详细,凡正文中有关人名、地名、掌故、史事等皆予注出,对作者的原注悉加保留,并增补了不少按语。后者是对周编的续补。它仿照《增订辽诗话》的体例,分上下两卷,上卷辑录周编所失收辽人诗作和北宋人使辽诗,下卷辑录周编所失收宋代以后人所作涉及辽代史实、史迹的诗。其内容和篇幅较《增订辽诗话》增加了一倍以上。全书末附《全辽诗赋志》、《辽帝系图》和《引用书目表》。《全辽诗话》的主要特色有二:一是在“全”字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辽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二是它不但强调补遗,而且重视纠谬。编著者对历史上存在的争论与疑案,也作了卓有见地的鉴别、分析,为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 陈衍的诗作及本事汇编《辽诗纪事》是诗纪事编纂方面的收获。陈衍完成《元诗纪事》后,又开始编辽、金二朝诗纪事。其采编原则是,“诗纪事之体,专采一代有本事之诗”(《辽金元诗纪事总叙》),“搜罗一代诗作散见于笔记小说各书者,不宜复收寻常无事之诗”(《元诗纪事序》)。《辽诗纪事》循此例。该书除辑辽代诗纪事外,又附以西夏、高丽之诗。本书订正了不少缪荃孙《辽文存》、王仁俊《辽文萃》等书的失当之处。 资料类编的成果有清末民初黄任恒所编《辽代文学考》。此书对周春《辽诗话》已收者不复赘,西夏、高丽投赠宋、金之书、表,因与辽无关,亦不引。卷上为“总论”、“好学”、“能文”,卷下为“经籍”、“学校”、“试士”、“文字语言”、“艺术”、“释道”。它尽管涉猎的史料范围很广,略带研究性质,篇幅和内容也较可观,但影响没有《辽诗话》和《辽诗纪事》显著。 三、图书目录的撰著 辽、宋、金、元、明五朝,无人专门编写辽人书目。元人所修《辽史》也无《艺文志》。辽人文集在宋元时期各种文献如《辽史》、南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艺文略》、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人陈第《世善堂书目》以及众多笔记、野史、文集等中偶有记载或著录。清代、近代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目录编修活动从康熙初叶延续到民国前期,一直有人乐此不疲。此时最为引人注目的新气象就是学者们对历代史志的补修。凡无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历代正史几乎都出现过补作。《辽史》艺文志的补作先后出现了10种。清初学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是最早出现的兼录辽人作品的通代书目。嗣后问世的诸多补史志书目可分为辽代专史艺文志和兼收辽人撰述的通代史艺文志两大类。 辽代专史艺文志与经籍志有厉鹗《补辽史经籍志》、杨复吉《补辽史经籍志》、缪荃孙《辽艺文志》、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厉编出现较早。编者有感于《辽史》的简略和辽代史料的匮乏,便广泛采集辽代史实,编成《辽史拾遗》,其中卷16为《补辽史经籍志》。志中著录之书,皆注明辑自何处,个别书目下辑录有关史料还间作考证。杨氏撰《辽史拾遗补》以补厉鹗《辽史拾遗》之缺遗,共5卷。其中卷4为《补辽史经籍志》。所著录之书皆出自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有13种,除2种外,余皆不著卷数,也没有附辑有关资料和考语,史料价值一般。缪编较简略,收录书籍51种,分14类。所录之书皆注撰(译)者和出处,有传本的还注明“今存”,间注收藏处,随文附考订性按语。王编录书101种,在综合辑录厉、缪二编和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所附辽人书目的基础上又补三十余种,收集颇全,并于每一书名下注明其它补志的著录情况,对所录书目大都作了精慎详尽的考证,其中集部分别集类、诗评类,录书28种。黄编共收书88部,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书目下大都有详细的考语,一是去取较严。 著录辽朝作品的通代艺文志除上述《千顷堂书目》外,重要者还有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倪灿撰卢文弨校正《补辽金元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吴骞的《四朝经籍志补》。金氏对明人焦竑《国史经籍志》于辽金元人撰述缺略甚多深为遗憾,乃编成《补三史艺文志》。其中子部小说家类和集部的别集、诗集、诗选、赋等类皆著录文学作品。其特点之一是单篇文字也收。倪、卢编著录文学作品的部分是子部小说家类,集部骚赋、别集、词曲、总集四类。此书兼采张锦云《元史艺文志补》中的部分内容,对舛讹多有订正。钱编虽标《补元史艺文志》,实兼收辽、金人著述。此志曾经著名学者、藏书家黄丕烈寓目,匡其疏误,证其异同。全书内容比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多三分之一。它间有考订性文字,在纠正金编和倪、卢编的错误方面有不少真知灼见。它对通俗类书籍也注意搜采辑入。本书是上述3种书目中网罗最富的,价值较高。上述诸书目,所收互有重复,且都有遗略。总体来看,钱编收书较多,但倪、卢编所收往往有金、钱2编所略,可相参使用。吴编集宋、辽、金、元四朝著述目录为一书。此书为未刊之稿,原稿已不在国内。北京图书馆仅收藏有胶卷片。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辽金元艺文志》将其内容按朝代分成4部分分别附于《千顷堂书目》各朝书目之后,凡不同于《千顷堂书目》及其它书目者,则于书名上加★号,各目皆无者,则全部汇补于书末。《四朝经籍志补》实际上是以《千顷堂书目》为蓝本采录而成,并补其所未备,在网罗、考订方面下的功夫颇多。 辽代金石文字目录的编纂也颇有成就。黄任恒《辽代金石录》和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13为辽代)是本领域的代表性著述。 四、启迪与申论 纵观辽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呈由散而聚、百川汇海的发展趋势。文学研究由文学史料学和文学阐释学两大层面组成。史料学研究是美学、理论层次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史料学建设直接推动整个研究工作。若从学术史的角度作一回顾,可以发现,每当辽文学史料整理有一定建树时,就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理论色彩较浓的成果。元人《辽史·文学传》的七位作家传记,就是广采辽、宋、金人的零星记载而成。明代,随着辽文学史料的不断被发现和裒集,使得学者胡应麟有条件在《诗薮》一书撮录、排比正史等有关记载,编列摘要,从整体上描述辽文学面貌。清代是辽文学史料整理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赵翼《辽族多好文学》[2](P368)和沈德潜《辽诗话序》等综论辽代文学并试图探寻其规律和特征的言论。近20余年间辽代文学研究的活跃局面,也是数百年来辽文学史料学发展和积累的必然结果。所有以过去存在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发展一方面依赖研究方法和视野的更新,另一方面更依赖研究资料的新发现和基础性研究的进展,其重要意义不容忽略。 本文所叙及主要是数百年来辽人作品整理、各类专题史料汇辑和史志书目编写方面的成就。这三大门类文献皆属古籍整理的范畴,其史料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文学作品、作家生平资料和文学思想的史料、辑录佚诗佚文、校勘文字异同、鉴定甄别作品真伪等方面。而史料学研究的范围远不止此,它还包括编撰文学家传记和年谱、文学活动和作品系年、创作背景和本事考稽、文学流派的梳理辨析、基本工具书的编纂等方面。考察辽代文学史料整理的历史所得到的启迪是,辽文学的史料学研究不应仅停留在“史料整理”阶段,而亟待提高到“史料研究”的层次。前人于此已略有创获,如南薇《辽懿德皇后年谱》和《天佑皇帝年谱》钩稽、征引、汇辑了不少有关史料,为研究萧观音和耶律弘基的生平与创作提供了方便。二谱排比史料虽详,但有欠深入,而且后者只编到辽太康二年(1076年)。辽代杰出的女作家萧观音之诬死一事其实仍有一些疑点,有索隐发微的余地。史料学研究是一个涉及许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领域。比如契丹语言文字的破译进展情况不理想,使人们至今不能通解契丹字,给史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今人所编辽作品总集因种种原因都将契丹文作品或摈除,或另附。因此,辽文学史料学研究应加强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特别是语言学、民俗学等。史料学研究还要充分关注学术历史与现状,吸取、借鉴已有的成果,否则会出现“辽东白豕病”而使整个研究受到影响。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如罗继祖于上世纪30年代就考出萧孝穆二子阿剌和撒八的汉名分别是知足、无曲[3](P100),但到60年代仍有人称后者无证。我们应自觉地提高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品位,使古籍整理升华到理论研究层次。 现代辽文学史料整理工作的特点是有全面、系统、科学的规划,出现了不少具有较统一、合理的技术规范的集大成式的成果,但仍存在某些不足,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随着辽代文学研究的全方位展开和不断深化,我们感到,目前已有的成果只能填补部分空白,古籍整理方面还有很多更艰巨的任务。有必要重新编纂《全辽诗文纪事会评》、《全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和《辽代文献全目》一类大型文献。鉴于辽代史料今存有限和零碎分散的客观情况,《全辽文献》和《辽代文史研究资料丛刊》的组织编纂应提到日程上来,以配合、推动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和文学等学科分支的研究工作。前者集辽代文献之大成,后者收历代有关著述和各种辽代文学研究资料,包括作家传记资料、诗文评和诗文纪事资料、文学活动和作品编年、书目、索引和断代语言辞典等。它们都是理论研究的前提和条件。为使辽代文学研究上升到美学、文化层次,辽文学史料学的重要意义也越来越明显、突出。任何学科的研究都首先要详尽地占有材料,切忌架空中楼阁。辽代文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1]苏天爵.滋溪文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赵翼.二十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3]罗继祖.枫窗脞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