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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先生是近代最早认识到明清档案文献的学术与文化价值，并积极领导明清档案文献保护、整理和研究的学者之一。1922年，北洋政府出售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积极谋求将内阁大库劫馀档案划归北大整理。陈垣先生时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在他的积极“斡旋”之下，北大得以接收这批档案①。从此开始，他与明清档案文献紧密相连，为近代明清档案文献整理做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 一、指导明清档案文献整理实践 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近代多个学术文化机构，主持领导、指导和实际参与了明清档案文献整理工作。 1.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北大接收内阁大库劫馀档案后，立即组织整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整理机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后改称明清史料整理会。陈垣先生被聘为国学门导师，还任明清史料整理会主席。北大接收的档案，以题本和报销册为大宗，还有贺表、誊黄和杂件等。这些档案从内阁大库迁出后历尽磨难，凌乱不堪，如何进行有序整理，并无经验可供遵循，要从头摸索。陈垣先生与沈兼士、朱希祖等二十位委员共同商定档案整理办法：第一步区别种类，分别朝代；第二步摘采事由；第三步研究档案内容，分政治、经济、法律、历史、风俗等类，由各系专门学者分类研究②。整理会还编辑公布整理中发现的价值重要的史料，出版了《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要件)》、《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题本)》、《整理明清史料要件报告》、《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嘉庆三年太上皇起居注》、《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明南京车驾司职掌》、《崇祯存实疏钞》、《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等多种档案史料目录书刊③。 陈垣先生在北大整理档案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1931年辅仁大学开学时沈兼士的训词中见其一斑。他说：“从前鄙人办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曾纠合多数学者，共同担任此种重大的工作，那时陈援庵校长就是中间一个最努力的；当时我们见到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清代的内阁档案，也就请陈先生指导整理；现在一般人都知道档案之价值，便是那时所开的风气。”④ 2.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1924年11月，冯玉祥率领西北国民军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由当时的社会名流学者组织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并点查故宫文物。陈垣先生被聘任为常务委员。北洋政府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清室遗老与北洋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联合起来极力阻挠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工作，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处在对立状态。陈垣先生受委员长李煜瀛委托，全面负责文物点查，与之作坚决斗争。陈垣先生为了保护故宫文物，甚至遭到北洋军阀逮捕和软禁。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自此封建王朝的宫殿成为对外开放的学术文化机构⑤。陈垣先生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故宫博物院最初下设古物和图书两馆，图书馆下又设文献和图书两部，图书馆馆长由陈垣先生担任，文献部由沈兼士主持。文献部负责宫中、宗人府等各处档案的集中整理。1927年11月，文献部改为掌故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故宫博物院改组。陈垣先生继续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档案整理在故宫博物院职能中的地位凸显，掌故部改为与图书馆、古物馆并列的文献馆。文献馆馆长为国民党要员张继，副馆长是沈兼士。1934年7月，故宫博物院再次改组，文献、图书、古物三馆不设立副馆长，文献馆馆长由沈兼士担任。按照《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故宫博物院因学术上之必要得设各种专门委员会”⑥。1929年6月，文献馆专门委员会成立，陈垣先生任专门委员。文献馆专门委员会为史料审查委员会，主要是审查编辑出版的史料，同时也指导文献馆其他各项工作，如档案的整理、展览等。文献馆各项工作由馆长会商专门委员进行。1929年以后，陈垣先生虽然不再担任文献馆领导职务，但对文献馆一直给予学术上的指导。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档案馆。陈垣先生领导和从学术上指导文献馆明清档案工作，为中国近代档案馆事业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收集珍贵档案人馆。近代文化学术机关中，文献馆是保存明清档案数量最大的单位，所存档案包括宫中档案、军机处档案、内阁档案、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清史馆档案及端方档案七类。此外，还有舆图、实录、圣训、起居注、玉牒，以及乘舆仪仗、冠服盔甲、乐器戏衣等物品。其中，军机处档案和端方档案的接收进馆直接得力于陈垣先生。 根据单士元回忆，辛亥革命后，清代军机处档案被袁世凯从故宫搬迁至旧国务院，存放在集灵囿楼上，尘封鼠啮十馀年。1927年，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是许世英，陈垣先生旧识。陈垣先生商之于许，要求将军机处档案和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一起移交故宫博物院。征得同意后，须要有一封故宫博物院请准国务院移交军机处档案的公函。陈垣亲自起草这封《故宫博物院致北洋政府国务院公函》。军机处档案得以重回故宫，藏故宫大高玄殿③，成为文献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文献馆在接收军机处档案后，可以将清代内廷档案整个保存联合整理。如沈兼士在《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中说到的：“后来有了机会，将内阁大库彻底清理一番，再拿宫中、内阁、军机处三部分档案，比较综合的一研究，然后才知道内阁的史书，就是红本的摘由，也就是实录的长编；宫中的缴回殊批奏折，就是军机处折包的原件；内阁所藏的明代档案，就是明史馆徵集的参考材料。诸如此类，明白了不少的掌故。由此看来，整理一类档案，须要弄清楚它当其未归档以前的作用如何。整理各类档案，须要弄清楚它们当时的性质和手续上的联络性如何。”⑧军机处档案的收藏人馆，促进了文献馆档案整理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35年11月，陈垣先生又从伦明手中购买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档案600馀册入藏文献馆⑨。这些档案多为关系清末大政的密电，是研究清末历史的珍贵史料。 陈垣先生是近代最早认识到档案价值的学者之一，“八千麻袋事件”后，他积极努力，促使北大顺利接收内阁大库残馀档案，为内阁大库档案保全做出了历史贡献。此后，北洋政府当局仍时有贱卖档案的事件发生，陈垣先生设法将军机处档案接收入馆，购入散存于私人手中的端方档案，防止了这些珍贵档案散失湮灭。 第二，提出明清档案文献实体整理的方法和原则，以指导档案整理实践。陈垣先生是近代最早从事明清档案整理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不断总结档案整理实践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档案整理方法和原则——“整理档案八法”和“秤不离砣”原则，最早在明清档案整理研究理论上做出开拓性贡献。尤其他提出的“秤不离砣”原则，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档案整理人员共同遵循的首要基本原则。下文将作进一步探讨。 第三，积极促进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陈垣先生对文献馆档案史料编辑出版进行了细致的筹划。按照他的筹划，文献馆既要满足学术界对明清档案的急切研究需要，又要保存文献，长久地流传史料。他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鼓励故宫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利用明清档案先写出文章，而是先公布史料⑩。在他的主持之下，文献馆档案整理和编辑工作同步进行，随时发现重要史料随时以期刊的形式刊布。文献馆编辑的期刊有《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和《史料旬刊》。陈垣先生主张期刊采用线装，这样，一方面，读者可以把属于同一专题却分散在不同辑中的档案材料集中在一起，重新装订；另一方面，采用线装，每页皆一面有页码，可以把另一面留给读者重新编写自己的新页码。随着档案整理工作的逐步深入，在期刊编辑出版的基础上，文献馆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某一专题较为系统的档案文献汇编，像《清代文字狱档》、《清三藩史料》、《清代外交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故宫俄文史料》、《清季教案史料》、《苏州织造李煦奏折》等皆是。陈垣先生还计划编纂有清一代史料长编，以继承中国历史编纂传统，长远保存文献。如1926年他在《致(北洋政府)国务院函(为故宫博物院作)》中所说：“兹幸本院成立，关于有清一代史料，保存编纂，职有专责。拟利用此等史料，编纂《清通鉴长编》及《清通鉴纪事本末》，以与清史相辅而行，永垂不朽。”(11)但可惜的是，由于受时局影响，陈垣先生的宏愿并没有能够实现(12)。 3.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在所长傅斯年的主持之下，从李盛铎手中购买约12万斤内阁库档。这批档案购买后，史语所成立了明清内阁档案编刊会，边整理边编辑史料，出版了《明清史料》、《史料丛书》等明清史料书刊。《明清史料》采用线装，刊布文件彼此之间既无时间也无内容联系，留待读者重新分类装订。陈垣先生其时受聘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和明清内阁档案编刊会委员，《明清史料》的编辑方法很可能是由陈垣先生提议实行的④。 二、提出明清档案文献实体整理的方法与原则 “整理档案八法”和“秤不离砣”是陈垣先生针对明清档案文献提出的重要档案实体整理方法和原则。它们提出的背景、具体内容和影响等，学界知之不确，或言而未详，这里试作进一步研讨。 1.“整理档案八法” 1929年5月，陈垣先生受邀为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作了题为《中国史料急待整理》的讲演。这次讲演由翁独健记录整理。记录稿以《中国史料的整理》为名发表在《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上。陈垣先生强调了中国史籍和档案急待整理，提出了整理史籍、档案的具体方法。这篇文章是继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之后又一篇启迪学界重视古籍、档案、文物等整理研究的力作，在当时发生了极大影响与作用(14)。在这篇文章中，陈垣先生将档案与成书册的史籍区别开来，对其整理方法作独立的探讨，提出了八种整理档案的方法。这八种方法是： 一是分类，为档案整理的初步工作。分类是按照档案的种类，或由形式分，如纸样格式，长短大小，颜色红白，与成本、散页的；或由文字分，如汉文的满文的蒙文的，都分在一起。二是分年，是分类之后，以年为单位，把同一年份的同类文件都集在一起。例如，先分明清，清又分康熙、乾隆，乾隆又分六十年，同年的按月日先后集在一起。三是分部，档册有属于各部的，例如，兵部的文件归兵部，礼部的文件归在礼部，依此类推。四是分省，例如报销册，有浙江省来的归在浙江省，福建省来的归在福建省。五是分人，把一省一省的督抚所来的文件按人分在一起。雍正朱批谕旨即是这样分法。六是分事，是整理档案较为细密的工作。把所有与某一事情有关系的文件，如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的文件，接待外国使臣的文件，凡同一事的，都按照年月集在一起，这样便理出头绪来，可以检阅了。七是摘由，在完成了分析的工作以后，再把每一文件的事由摘出来，使研究的人一看摘由，便能了解内容的大概。此种工作，非常重要。八是编目，是最末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所有整理成功的档案编成几个总目，或分部，或分省，或分人，或分事，使后来检查档案的人只需查总目，便能依类检出。这八种档案整理的方法，前五项是极简单易行的，稍认得字的人便可完成，后三种则非有相当程度学识不可。 陈垣先生以博雅的学识，深邃的洞察力，以约驭繁，将复杂的档案整理问题叙述得简明清晰，使人一见便可领会。 《中国史料的整理》是中国近代最早阐述明清档案整理理论的重要学术文献，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傅振伦1940年完成的档案学名著《公文档案管理法》，在档案整理部分曾“参酌”引用这篇文章(15)。1962年，《档案工作》杂志从《中国史料的整理》中节录出整理档案的八种方法，以《整理档案八法》为名，独立发表。“整理档案八法”已经成为概括陈垣先生档案整理方法的专门用语。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整理档案八法”的实践和学术价值表现在：首先，它揭示了历史档案整理实践的普遍规律，即历史档案整理首先要从档案形式分类开始。档案整理从形式分类开始，北大国学门初创，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接续实践(16)，是被证明科学可行的第一个整理步骤。其次，它为当时明清档案整理实践的两个中心问题——分类和编目，指示了方法和门径。陈垣先生提出的分部、分省、分人、分事等档案分类线索，归纳起来就是来源原则和事由原则的具体体现。只是受当时档案整理范围的局限，在档案分类问题上，到底是以哪一个线索为首要标准，陈垣先生没有继续给出答案。最后，它要求档案整理应以件为单位，编目摘由，这一点对于当代的档案整理工作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秤不离砣”原则 关于“秤不离砣”原则，过去并不清楚这一重要原则提出的时间和相关细节。近来，笔者从方甦生《整理档案方法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找到了答案。该文写于1935年11月，发表在1936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上。文中对陈垣先生提出“秤不离砣”原则的时间、内涵及意义都有记述，其言曰： 记得民十八，文献馆开始清厘宫中档案时，陈援庵先生曾对工作人员提示一个原则是：“秤不离锤”，这虽是俚语，却为初步清理档案应特别注意的一句不刊名论，意思是文件原有的包扎、标识，以及一切附件，都不要使之脱离，因为这在清理考证研究上，有极大的帮助，若不经意的使之脱离，往往引起整理上许多烦难，甚而失却或减低史料上“信”的价值。(17) 根据方甦生记载，陈垣先生提出这一原则的时间亦是在1929年。然而至1965年，陈垣先生才在《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中言及他三十多年前提出的原则，他说：“凡做档案工作者，不宜将档案轻易分散及移动，所谓秤不离砣也。”(18)“秤不离砣”语虽浅白，但意义深刻，便于理解和接受。这一原则在档案整理实践中的深入影响，使得它逐渐成为文献馆工作人员自觉学习掌握的必备档案整理常识(19)。 陈垣先生付诸笔端，阐释“秤不离砣”原则的文字，极其简略。我们解读“秤不离砣”原则最为可靠和全面的文献，是文献馆制订的《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1936年，文献馆为统一档案整理的步骤，增进工作效率，制订了《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20)。该规则是文献馆总结明清档案整理经验的集体智慧。方甦生是规则的执笔起草人，“秤不离砣”原则作为总原则，被写入该规则。下面我们把《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与“秤不离砣”原则相关条款列表如下。(21) 从上表的内容可见，陈垣先生“秤不离砣”原则是规范档案整理工作全过程的总原则，包括档案分类整理与登记编目。“秤不离砣”原则的内容主旨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保存档案原件形式，一是保存档案原有保管状态，后者意即尊重档案原有的整理基础。这一原则具有指导档案整理实践和扩展档案史料价值的双重意义。 陈垣先生提出“秤不离砣”原则，既源于当时明清档案文献整理的具体实践，又来自于他作为一代史学大师对材料运用的敏锐观察。如北大国学门初整理档案，由于没有成法，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弯路。当时具体参加档案整理的郑天挺先生后来回忆说：“过去整理时有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今想起还很痛心，就是把档案的满汉文两部分硬给拆开了。……主要动机是为了减少庋藏占用的空间。因为满汉文的内容既是一样，研究时用一种就够了，我们都不懂满文，而且怀疑翻译得不尽精确(康熙时有此指摘，见王氏《东华录》)，所以重视汉文档案。现在看来这是很错的。不但破坏了文物的完整，违背了清代制度，而且造成误解，以为满汉文文件都是独立单行的。”(22)在近代明清档案整理初期，像这样破坏档案原件完整性的过失是时有发生。除了总结当时的档案整理实践，陈垣先生还敏锐地认识到，档案原有保管状态对于考证档案的时间、作者、受文者，扩展档案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在他的学术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例如，他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和《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都是利用档案原有保存状态考证档案形成时间、上下款的典型案例。如《〈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考证第九件“康熙谕：新来西洋人探问艾若瑟去信消息”为康熙五十六年，谓：“何以定此为康熙五十六年?一因此件与前件同装一匣，且纸式字体及传旨之人大概相同，前件既在五十六年，此件亦当相隔不远。”(23)再如，《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谓：“第十四、第十五函皆与可庐。二札无月日，共裱一开，笺墨相同，盖同一年作。”(24)因此，他在《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一文的最后着意说到了“不宜将档案轻易分散及移动”的“秤不离砣”原则。 1929年是近代明清档案整理的关键年份。这一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档案整理从“拓荒时期”进人“扩大整理时期”，由集中、接收宫中、军机处、清史馆档案作局部整理，转入全面整理，包括清理、登记、分类、编纂、摘由、编目等诸多工作环节，整理范围也扩大到内务府档案、清史馆档案、内阁档案等(25)。陈垣先生于此年提出了“秤不离砣”原则，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秤不离砣”原则的内容，包含尊重档案原来的整理基础。尊重档案原来的整理基础是档案学核心理论——来源原则的重要内容。然而陈垣先生提出这一原则没有西方档案学理论作为参照，完全是独立学术探索的结果。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一书对尊重档案原有整理基础是这样论述的，“对于原来已成文本的文卷，一般不要轻易拆散它，因为它原来被装订成一卷总应当有点道理，或者在表面上粗略的看一下好像文件之间没有发生联系的地方，可能它当初产生时或运用时有它的联系，一时看不出，要深入研究才能了解它。因此对于这种文卷总采取慎重态度，尽量看看它是不是有一种联系存在。例如是不是作者相同，或地点相同，或时间接近，等等，只要有一种联系存在，便把它看作成卷的文件来分类。”(26)分类如此，立卷也是如此。“在着手粗分之前，首先必须注意原来整理的特点，原来立卷是正确地按问题的，便当按问题，原来是按名称，便当按名称等等”(27)。尊重档案原有的整理基础在历史档案整理中具有更为凸显的实践指导意义。追溯这一原则的来源脉络，陈垣先生的贡献是发其端绪的。 3.培养明清档案文献整理人才 明清档案文献整理需要有相当程度的学识，需要有专门的理论和方法。陈垣先生从担任北大国学门导师和明清史料整理会委员开始就注意培养档案整理专门人才。陈垣先生在文献馆亦承担“导师”的责任(28)。当时文献馆工作人员，如方甦生、单士元、单士魁、张德泽等，皆从陈垣先生那里获得不少教益。方甦生曾谓文献馆“几位指导者——馆长、诸位委员——又殷殷的，随时随地地诱掖着，使我的工作精神，研究兴趣，日益浓厚”(29)。陈垣先生是这些委员中重要的一位。单士元在《回忆陈援庵老师》中说：“我从一九二四年，直到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六年中一直听陈师之课，在研究所时陈师即为导师。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参与点查文物者，除当日政府所有助理员外，骨干力量，大都为北大教授和助教等。……陈师学问博大精深，在缤纷文物中，每见一事一物，均对吾等青年后辈讲解分析，使聆者昭昭而后已。因之我所得的教诲，非仅在课堂中也。……间尝思之，中国图书目录学，由来已久，而档案目录学，尚付阙如，曾试将清代军机处各类档案，加以诠释，题名‘档案词解’，呈师审正。师曰何不用‘档案释名’。经陈师一言，题名典雅多矣。于是予撰写《档案释名发凡》一文，一九三六年博物馆图书馆在青岛开协会，并经陈师推荐为会上宣读论文之一。余在故宫每编一刊物，所选史料，均经陈师审定，应写案语亦由先生改正。”(30)陈垣先生对文献馆工作人员给予殷切指导，教以档案整理原则、方法，以及如何从事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的学术研究。他对故宫文献馆工作人员的诱掖扶持，不仅为近代明清档案整理培育了人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档案事业近代化进程，还为新中国明清档案事业发展积蓄了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明清档案专家。 晚清以后，档案由封建禁闭变为被随意毁弃贱卖。在以陈垣先生为代表的近代学者的努力之下，明清档案文献成为开放的、供学术文化研究的珍贵史料。陈垣先生以一代史学大师的睿见和卓识，提出的档案整理原则和方法具有深远的实践和学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艰难条件下，陈垣先生站在保护和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保全了明清档案，他为此表现出的奉献精神，是激励后人不懈努力的恒久精神力量。 注释： ①沈兼士：《国学门恳亲会记事》，《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报告》，1933年4月1日至7月31日。 ②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1927年，第15页；傅振伦：《陈援庵先生与古籍、档案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③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④《辅仁大学校刊》第3卷第1期，转引自刘乃和：《陈垣年谱(附陈垣评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⑤单士元：《从皇宫到博物院——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故宫札记》，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172页。 ⑥故宫博物院：《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八年工作报告》，第5页。 ⑦单士元：《回忆陈援庵师》，《故宫札记》，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159—160页。 ⑧沈兼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50页。 ⑨庾向芳：《陈垣为故宫文献馆购入端方档案时间考》，《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4期；单士元：《回忆陈援庵师》，《故宫札记》，第161页。 ⑩朱家溍：《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31—732页。 (11)陈垣：《陈垣学术文化随笔》，陈智超、曾庆瑛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443页。 (12)梁继红：《陈垣明清档案编纂思想简论》，《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 (13)梁继红：《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74—275页。 (14)傅振伦：《陈援庵先生与古籍、档案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15)傅振伦：《陈援庵先生与古籍、档案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16)方甦生：《清代档案分类问题》，《文献论丛》，1936年。 (17)方甦生：《整理档案方法的初步研究》，《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 (18)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488页。陈垣先生自称“秤不离砣”，而方文作“秤不离锤”，“砣”与“锤”字义相同，这两个词大概在当时都是习惯称呼。本文从陈垣先生自称，作“秤不离砣”。 (19)张德泽：《整理档案问题》，《文献专刊》，1945年。 (20)沈兼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51页。 (21)表中内容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文献馆整理档案规则》，1936年。 (22)郑天挺：《清史研究和档案》，《清史探微》，第313页。 (23)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北平故宫博物院印，1932年。 (24)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第478页。 (25)方甦生：《整理档案方法的初步研究》，《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 (26)王可风等：《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3页。 (27)王可风等：《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第94页。 (28)傅振伦：《陈援庵先生与古籍、档案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29)方甦生：《整理档案方法的初步研究》，《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 (30)单士元：《回忆陈援庵老师》，《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332-3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