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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传统》:全球化的发生与焦虑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光明日报 刘晗 参加讨论

    
     《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 刘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说,地球越变越狭小逼仄的同时,人类生存的空间也日益压缩,心情和感受随之趋于紧张,因为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突发事件,都可以即时传播到耳朵里,全体人类共担风险,从而构成心悸和失眠的理由。西方资本主义以一张无形之网架设的“全球场”跨越着时间的藩篱,抹杀了疆域的边界,杂糅身份与文化等多种元素,无意识地吞噬着被其视为民族主义的“异化”。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必然也正在经历着“全球化”浪潮的洗礼,数千年以来沿袭的文化被西方视角所“解构”,打破了传统的包装,再生的文化究竟是“融合的升华”,还是跌落为“不可逆的糟粕”?寻求“文化间性”的渗透和嫁接是契机,还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
    在《再造传统》中,刘东以敞开的视角梳理“全球化”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全球文化的进程,立足当下现有研究,钩沉历史,细化勾勒出当中国传统遭遇全球化时,对语言、建筑、电影、家庭等文化与社会诸多领域所造成的认知冲撞,审视在全球化中漂移的中国性、危与机并存的复杂态势以及自我殖民还是中体西用,审时度势发挥文化主体性,激活本土文化的原创力。该书的副标题是“带着警觉加入全球”,这似乎给出了一种暗示,即当跨文化发生时,参照系的紊乱致使民族本土文化脱离原有轨迹的发展,在盲目追随西方文明的路途中陷入迷茫而无所适从。敞开的视野赋予了多种选择,恐慌也正是源于此,特别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挥之不去的阴影下,第三世界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程度日益提升,在众声喧哗中,民族传统文化如何避免在全球化中被扼杀?反思精神的本质就是以理性的思辨,敢于对一切的产物进行批判,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敢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在这里,理性是警觉的延伸。
    另一方面,刘东所强调的“加入全球”,即是将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事实公之于众:“加入”就意味着曾经的“不在场”,西方人打乱东方的秩序,又将其纳入西方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偏见。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作品之所以能在海外屡获殊荣,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沉思引发国内受众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电影满足了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想象:原始、落后、边缘。九十年代之后,好莱坞电影商业制作热潮席卷中国电影界,《英雄》、《无极》等一系列形式大于内容的所谓“大片”的诞生使中国电影界陷入了“全球化”的泥沼,票房取代了艺术,成为衡量电影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电影的初衷不再是艺术价值,而是追求大众感官享受和市场影响力。作为中国文化模式的缩影,电影经历着从蹒跚学步到东施效颦的扭曲转型,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说:“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是一个人才兴盛并且在某些方面极富聪明智慧的民族,以其难得的幸运,这个民族在草昧时代就有了一套特别优良的风俗制度……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却从此变得静止不前,而且一停就是几千年;欲使其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必得有赖于外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以卑微示人,然而,中国人却以此来作为自己的形象。可以说,电影的全球化即是:“西方观众从银幕上重温着他们所要求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中国观众也在银幕或电影屏幕上重温着被灌输的西方形象。”这样看来,“全球化”并非圆融和通达的,此时的电影成为管窥对方,猎奇和重温异化符号的万花筒。遗憾的是,在西方主宰的“全球化”中,中国人只接受西方给予东方的价值观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这即是中国文化模式停滞不前的原因。
    文艺复兴与当下文化复兴的共同特点即是思想的祛魅。从启蒙时代出发,建立在对理性体系的反思有积极亦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性在于以理性的眼光看历史与宗教,消极性则在于把理性之外的东西统统视为一种异样:疯狂。文化复兴也是如此,全球化带来了一体化的视角,但却像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潜移默化地诱导着众人享受光鲜之下的其乐融融,像浸泡在温水中的青蛙,受到步步紧逼却不自知。当下,为了让文化景观纳入国际视野,打上西方烙印,在“申遗”途中生态环境屡遭破坏,英语的广泛传播威胁着语言的多样化,城市建筑千篇一律,岁月沉淀的怀旧情结灰飞烟灭……如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所说:“……全球化也使致命疾病、破坏性想法和行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偏执狂、毒品和武器得以扩散。通过即时通讯和旅行,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更近;但它不断提醒我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机会上的不同,这些会持续分裂我们,可能会比之前更痛苦。”
    福柯提出,要反思一个时代的认知型是如何产生的。18世纪的启蒙时代是理性、批判和反思的时代。笛卡尔提出以理性为核心构建的主体和自我。尼采从基督教到反基督教,批判意识逐渐颠覆传统权威。康德受卢梭影响,他所认为的启蒙是人们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在服从与不服从之间的判断并不是自身缺乏理性,而是缺乏运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这个“建立——颠覆”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一边力不从心地为恢复传统文化振臂高呼,一边默认既定历史事实,刻意迎合“全球化”,来自多方的噪音干扰着价值的取向和定位。全球化似乎永远没有终结,中国是否能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场中,整合被同化、濒临断裂的文化因子,所有传统的、民族的,与其将这些放在真空文化装置中束之高阁,不如将其放在全球的视野中同当代艺术展开一番博弈,从中脱颖而出的,才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底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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