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审美文化历史古老悠久，内容博大精深，然而长期以来，北京审美文化的研究却一直处在零散无序的状态，一方面，对皇陵、牌楼、胡同、字画等分门别类的研究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研究时段又多以明清两代为主而较少涉及金元以前的历史。形成这种反差格局的原因有多种，其中金元以前审美文化史料的匮乏稀缺是导致研究出现困难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整个北京审美文化研究缺乏一种总体性的自觉的理论指导，这一点可能是更为关键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所变化，经多年的潜心研究，由邹华主编，邹华、王南和贾奋然分别撰写的三卷本《北京审美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1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初步显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迹象。《北京审美文化史》在深入研究 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边构架与三点轮动”的创新理论，并以此为依据，首次系统梳理了从周口店原始文化至清代末年北京地区审美文化的漫长历史，试图揭示其复杂的运行规律和丰富的内涵底蕴，这一理论突破为开创北京审美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边构架与三点轮动”的理论超出北京地域范围的限制，以开阔的视野提出了一个宏观的时空建构，将北京审美文化置于海岱东夷、中原华夏和辽西北狄三大上古文化之中进行考察，从而使整个研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局面。作者认为，所谓“三边构架”是由以上三大文化连接而成的交互关系，而“三点轮动”则是指历史进入夏商之后三大文化依次引领中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牵动了北京审美文化的历史运行：首次轮动为海岱东夷文化在夏商时期西进中原华夏文化，它引发了商族从北京平原南下的数百年的迁徙历程；二次轮动为中原华夏文化在两周时期东进海岱东夷文化，它推动了燕国北上辽西开拓礼乐之美的进程；三次轮动为辽西北狄文化在秦汉之后不断南下中原并牵引汉族文化北上，从而形成燕蓟居中的历史格局。这样“三边构架”与“三点轮动”的理论就清晰地勾勒出北京审美文化历史运行的轨迹，揭示了它所独具的向外辐射和向内聚合的双重特性。 以“三边构架与三点轮动”的理论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个独特的切入角度更清晰地展示了北京审美文化丰厚的文化内涵。海岱东夷仰观太阳飞鸟，其境界深邃高远；中原华夏俯视山野玫瑰，其心眷家园亲情；辽西北狄崇尚石兽巨龙，其魂魄强劲雄壮。这三大文化从上古时期就开始融入北京审美文化并逐渐铸就其独有的形象。在《北京审美文化史》中，作者以新石器中期平谷上宅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五千年前发生在阪泉涿鹿的炎黄蚩尤大战等例证，具体地阐释了北京审美文化三美融合或“花展龙凤”的审美特质，并将对这种审美特质的追寻贯穿在整个北京审美文化的历史考察之中，例如对金元两代全真道的考察，就试图揭示海岱东夷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那种既升腾飞扬又眷恋世俗的“仙化”特色。 “三点轮动”是“三边构架”理论的继续和深化，以这个理论揭示北京审美文化的内涵可以带来了许多新的收获。对于海岱东夷文化首次轮动这一历史进程，作者不仅强调应当关注太阳飞鸟所代表的高远辽阔境界对中原华夏文化的注入和提升，而且根据历史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商族从北京平原南下中原参与青铜艺术创造的问题。作者认为，作为青铜艺术图案的主体，花鸟龙分别来自海岱东夷、中原华夏和辽西北狄三大文化，而商族从北京平原的南下，在审美文化上既携带着来自北方雄浑强力的龙文化，又内含着它作为玄鸟图腾之族人对东方帝俊彩凤的文化认同，还接受了源自华夏中原玫瑰花纹的几何线条。以商族南下和“三美聚合”解说青铜艺术复杂多变的图案，这是作者对北京审美文化内涵底蕴的一个有益的探索。 对于中原华夏文化两周时期二次轮动的历史进程，作者不仅强调应当关注山野玫瑰所代表的家园亲情对海岱东夷文化的人间化和世俗化，而且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燕国北上辽河开拓礼乐之美的问题。作者认为，如果说齐鲁文化以其思想学说在秦汉之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那么，燕文化则以携带礼乐之美北上开拓的伟大功绩，再次强化了北方草原狩猎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感，从而为秦汉之后两千多年南北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基础，因而同齐鲁文化一样，燕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秦汉之后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 对于辽西北狄文化三次轮动的历史进程，作者不仅揭示了幽燕北京在南北文化交错互动中最终形成其居中地位的必然性，而且以大量实例阐述了北京审美文化的包容性和辐射力。作者将秦汉之后北京审美文化的发展以唐末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秦汉到隋唐，南北关系形式上的分隔大于实质上的融合，除了以西汉燕地韩诗、东汉安平崔氏家族、魏晋南北朝涿州卢氏家族为代表的中原礼乐文化而外，作为南北中心的幽燕地区反而被赋予边地荒寒的色彩。第二个阶段从辽金到明清，南北关系实质上的融合胜于形式上的分隔，北京作为南北关系中心的地位由此凸现出来，北京审美文化亦随之成就了南北融合的历史伟业。北方刀剑文化刚毅雄强的力量，以及更为深远的石玉群龙文化所代表的自由奔放的活力，总是由北向南地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汉族细腻规整的礼仪之美和清淡消散的氤氲之美产生激活和强化的作用。 作者在“结语”中指出，北京审美文化史的规律和特点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逐渐显示出来的，与此相关的新的理论观点也是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现有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阐述；更为重要的是，“三边构架与三点轮动”的理论还有一个在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中被检验和证实的过程，如果经更多学者的修正和完善而使它成为一个更为宏大的北京审美文化研究工程的新的开端和起点，并由此获得更多的发现和更大的成就，那么他们的这个初步研究就多少是值得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