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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曾在十年浩劫中，明智而机智地说明过历史学习与研究的迫切意义。原件未做摘记，这里仅能述其大意：什么是傻子或白痴呢？那就是没有记忆、失去记忆或记忆甚少的人；历史是社会的记忆，不学习历史、不研究历史，就会使社会处于无知与低能状态。古代哲人也早说过，历史的功能在益智。 我们着手学习研究中国书评史，根本的目的与意义就在于，首先要使中国的书评工作者——进而使中国的广大读者、作者，更加聪明起来，记取前辈在这个领域中的建树、经验与教训，因而足智多谋、更加能干，推陈出新。 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实行40小时工作制以来，我国出现了副刊热，读书类报刊也急骤增加。更多的新同志进入了书评传媒的阵地，从事书评的写作、编辑，以至节目主持人。同时也使多年来人们已在呼吁的中国书评文字质量不高的问题更加尖锐起来。提高书评文字质量是一个远未过时的热门话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有多种，学习书评史，研究书评史，就近从中国书评史的丰富内涵中汲取营养，无疑是最有效益的措施之一。很难想象一位不知刘西渭、《咀华集》为何的人，能成为十分好的书评作者、编辑或主持人。 对于深入书评理论的研究来说，研究书评史也是十分迫切的需要。“论从史出”。笔者在《书评概论》的编著工作中深有体会：仅仅依靠对正在发育的我国书评现状的描述，依靠对域外书评状况十分肤浅的了解，依靠对我国书评史的零星观察，是无法使书评理论研究与教学取得长足进展的。而一旦我们较深入地研讨了一位书评前辈的生平及其书评活动，一旦对一种历史上有影响的书评刊物或栏目进行了较细微的分析研究，一旦打开一本尘封了的过去年代的书评结集……，总之，暂时离开概念的推演、方法的定义、逻辑的议论，而进入书评史的丰富的人文化境，进入书评前辈多采而充满个性的生活，我们可说的、可想的、可讲的、可写的、可建议的、可开创的见解，就似乎蜂拥而至，我们的读者和听众也必然因之而提起了精神。 书评史研究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使我们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出版史研究，更加具体化、更加“细化”。由于人们需要的发展，市场被不断细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我想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我们要做好书评工作，只读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出版史，还是不够的，必须了解本“行当”的历史。否则难免有远水不解近渴和隔靴搔痒之憾。 “细化”和综合化又是互补的。一部书评史，又必然涉及到历史的特别是文化史、出版史，或说出版文化史的各个方面。也可以说，书评史研究是综合性出版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说明一个书评现象、事例，无疑要涉及报刊、出版社、作者、编辑、读者等等方面。美国学者温克勒《对印剧文字的研究热潮》一文（载《交流》1994年第2 期）介绍了海外学术界兴起了研究书籍史的热潮，并介绍了其新的研究方向。即突破书籍制度、版本史，而向书籍社会史前进，要求探究图书的生产和阅读习惯的演变，这种书籍史也给评论家提供了一条新路。简言之，书籍史、图书史正在衍化为“大图书史”，包括了阅读史。对这种趋势的报导，沈昌文主编的《读书》杂志十分敏感，可以说破例地在刊物上迅速做了摘报。面对国际上这种大图书史的学术趋势，我认为书评史研究的开展也是适应这种大趋势的一个良策。其实在国内，伍杰早已呼吁过出版要包括编、印、发、读、评五个方面。那么，书评史正应是出版史的必要组成部分。 研究书评史的迫切性，还有一个根据，那就是我国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老一辈书评活动家、知情者们年寿已高；只有抓紧把书评史研究问题提出来，抓紧访问他们，敦促他们，才能把宝贵的史料和见解采集起来。最近我们提出要与一位老书评家通信时，据说他的健康状况已很难书写和谈话了。 中国书评史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为了逐步把握其丰富内容，研究选题可以从多种角度着手： 1.书评家研究，也即对书评工作主体研究。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用对14位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及相关批评流派的论评，构筑了他的著作，这对书评史的研究也是适宜的。他从文学批评角度研究了李健吾、唐湜。这两位实际上还可以从书评家角度加以研究。另外构成中国书评史的还有众多人物，梁启超、章太炎等老一辈，30年代的萧乾、宗珏、常风等，40年代的少若（吴小如）等。许多人是社会名流、或具有多方面造诣的人，较多的或偶一为之地进行书评写作，需要我们专门从书评家角度来研究他们。例如胡风，他是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著名的编辑家和诗人，但他在30年代曾从书评入手开始自己的工作，对他的书评活动应分别研究。朱自清、闻一多等也属于这种情况。单一的职业书评家是很罕见的。 2.书评传媒的研究。又可细分为： （1）专门性书评报刊（读书评论指导类报刊）。 这是书评发展的集中代表与标志； （2）报刊中的书评专（副）刊、书评栏、读书版； （3）散见于报刊上的书评文章； （4）书评文章的结集。如40年代形成了《咀华二集》、 《弃余集》、《意度集》、《书人书事》； （5）广播、电视中的书评节目。 3.书评领域重大“事件”的本末研究。如“苏报案”中的书评，40年代围绕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评论的斗争。又如对于田间诗作《给战斗者》等进行的书评活动的系统考察。 4.书评理论、书评思想文献的研究。 5.书评的分期的综合研究。我们的目标是一部中国近现代书评史，或者说是一部《20世纪中国书评史》。它必须以前列诸项专题研究为基础；同时这种综合研究又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更概括的认识，如书评作者的师承关系与流派演变。 我个人认为书评是人类近代文化的产物，即有了科学期刊，特别是报刊等大众传媒出现、繁荣以后才形成的一种新的文体和新的文化活动方式。在古代，类似性质的活动与文体不是根本没有，但和世界文献形成时代出现的书评有明显的区别。如其在及时性、新闻性、大众性上的要求是古代难以办到的。中国古代也有书评类的文献，但中国书评应当说是出现于19世纪中叶，最早出现在外国传教士在华所办华文期刊中，以后又始见于国人所办报刊中。 “一切皆备于我”，一切皆属古已有之的民族沙文主义态度是不可取的。中国电影史可以提一下驴皮影戏，但驴皮影戏绝不是中国电影史的发端与内容。 关于中国书评史的下限，如要使这种研究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就应努力向今天延伸，而不能停止在遥远的过去。对于7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来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书评史》，也即本世纪50年代以来的书评史，已是绝对的必要。我认为应将中国书评史研究的下限延伸到本世纪80年代末，甚至是出现了许多异彩的90年代初。使书评史知识和书评现状的研究介绍不脱节地衔接起来，就能更好地发挥书评史的借鉴作用。 关于书评史的分期，可以有三个模式。一个追随社会政治史的分期，如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二是探寻出书评发展本身内在特点后进行的分期，如发生期、发展期、繁荣期之类；三是以时间断限的机械分期，即如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等等。第一种方式似乎习以为常，但不尽人意。第二种方式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轻易提出，容易落入主观任意的境地。我主张暂以第三种方式分期，从客观情况出发加以研究。反而可能更好地说明书评发展与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并描述出书评本身发展的特征。 科学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目前中国书评史料还十分分散和零乱，急待加以收集和整理。史料工作不仅要从文字材料着手，还要抓紧收集口头史料，进行大量的访谈工作，亲手记录，把它们转化为文字材料。 我国到底出过哪些书评刊物？在我国重要报刊中有哪些书评专栏、书评专版？我们到底有哪些书评作者，有几多书评名家？有的人已出有自己的文集，其中已钩沉出多少书评，而还有多少仍散存在旧的报刊上未予结集？这些书评作者的生平事迹有何文字材料？我国书评理论文字有哪些？包括书评刊物、书评栏目的发刊词，如此等等需要大量翻阅报刊资料调查清楚，才有利于考察书评发展的总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