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第一次看到王辉斌教授的《唐后乐府诗史》一书时，眼睛即为之一亮，因为以前我所见到、读到的乐府文学之类的著作，全部属于“汉唐篇”，即都是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为研究对象而撰写的，此书则是由宋而清，将其间九百五十年乐府诗的发展轨迹、演变概况，以及有关乐府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作品等，都首次进行了史的勾勒与描述。可以说，我们平常所强调的学术研究的原创性特色，在本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之体现。所以，《唐后乐府诗史》的出版，对于长期以来的汉唐乐府诗的研究而言，既意味着是一种乐府诗史的衔接，更昭示的是王辉斌教授的一种研究视野的突破，因而既是可喜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说，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收录宋、辽、金、元、明、清六朝乐府诗的总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唐后乐府诗史，显然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而且，对于唐后乐府诗的具体认识，也还存在着一些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如对唐后乐府诗的认定，即在唐后什么样的诗才可称之为乐府诗，以及唐后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唐后乐府诗的分类，等等，但《唐后乐府诗史》对此都进行了很好的解决，这从全书七章二十三节的安排中，即略可知其端倪。例如，第一章第三节专门针对唐后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讨论，认为在“乐府音节，于唐已失传”的情况下，唐后诗人对于乐府诗的创作并没有依据音乐，即使如唐代白居易可入乐的《新乐府五十首》，也没有被官方或者乐工配乐以唱，因为“可入乐”与“已入乐”是两个不相同的乐府学概念。为了使这一认识更具坚实性与准确性，王辉斌又在第四章第一节中，以一些新的诗例为依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再次讨论，认为在元代可入乐而唱的乐曲、乐调，或为民间俚曲，或为诗人自创的新曲，从而使唐后乐府诗与音乐关系的历史真实得以更为清晰之呈现。 在现有的条件下研撰唐后乐府诗史，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读书工程”，因为研究者必须静下心来，认真研读各种相关的文学总集与别集，才有可能从中把握与认识各个朝代乐府诗的基本风貌。而在由宋至清的九百五十年间，各种文学总集与别集之多，是远非一年半载可以读完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又要终年在面壁中讨生活。王辉斌教授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到位，四十多万字的《唐后乐府诗史》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唐后乐府诗史》带给读者的启示，我以为不仅是一个如何搞科研、做学问的问题，更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潜心读书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种扎实学风的自我培养。古今中外，大凡具备了这种扎实学风的学者，其所作出的种种研究，所获得的种种成果，也就自然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而《唐后乐府诗史》一书，就是这样的一份成果。 该书第一章为综论，其余各章为分论。第一章将唐后乐府诗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在新题乐府中，又立足于制题、内容、唐后诗人对乐府诗自我认定的实况等方面，将其具体分为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而且，对于每一类乐府诗的发生发展、规律特点、名篇佳构等，书中都有较为细致的论述与阐释。这种分类，不仅打破了前人以音乐分类的蕃篱，而且也是极符合于唐后乐府诗的发展规律的，因为唐后诗人对乐府诗的创作并不是围绕着音乐而进行的。更何况，以音乐分类的乐府诗著作曾为后人多所非议，如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就曾对郭茂倩《乐府诗集》进行了有关音乐分类方面的批评。由于有了这种迥异前人的乐府诗分类，所以，在以后对各朝乐府诗现状的论述中，本书不是以诗人齿序为依据进行章节安排的，而是以每类乐府诗在各个朝代的创作实况为主线，并使之贯穿全书。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史书写方法。这种以类为叙述单元的撰写，不仅有利于对唐后历代乐府诗发展的脉络进行准确勾勒，而且也可收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文学史效果，并能对每一种类别的乐府诗进行集中而深入的剖析。因之，读者极容易从中把握和认识每一类乐府诗的源与流，以及不同朝代之间的差异性与个性特征等。如对竹枝类乐府的描述，该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第七章第三四节，就分别对包括唐朝在内的历朝竹枝词的发展概貌进行了较为翔实之梳理，并以一些具体数据进行了比较，轮廓清晰，源流双显，综之则可视之为一部“竹枝乐府史”，因而极具特点。 早在2009年8月召开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乐府与歌诗”研讨会上，我曾经说过，乐府诗研究是一个跨越千年历史王朝的研究，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汉、魏、六朝，更关涉到唐、明、清等朝代。比如，宋朝的周紫芝《太仓$0$米集》，金代的元好问《遗山集》，元代的李孝光《五峰集》，明代的李东阳《怀麓堂集》等，就都收有专门卷次的乐府诗，而钱谦益曾为他的一个朋友佟怀东写过一篇《佟怀东拟古乐府序》，表明清代也有人热衷于拟古乐府诗的创作。而实际上，清代的乐府诗创作是非常繁荣发达的，单就咏史乐府这一方面言，就有吴炎、陈梓、郑世元、胡介祉、万斯同、洪亮吉、王士$1$《小乐府三十首》等，即皆为其例。而宗泽元所编《四家咏史乐府》，则将这种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唐后诗人对乐府诗作从不曾停止过的最好反映，因此，如何将唐后乐府诗纳入研究的范畴，便成为了摆在当代研究者面前的一道学术难题，而《唐后乐府诗史》则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具有表率性作用的好头。正因此，《唐后乐府诗史》所具有的拓荒特点，我以为是很值得称道的。 从《唐后乐府诗史》所提供的各类信息来看，可知在乐府诗的发展史上，唐以后历朝历代的乐府诗才是乐府诗史上的一方真正重镇，因为在这一时期，诗人们创作乐府诗的热情、规模、数量，以及所获得的成就与特点等，都是唐以前的诗人所不及的。如元末以杨维桢、李孝光为代表的“古乐府运动”，其参与的诗人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之大，就都超过了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而由宋而清的宫词类乐府创作，其数量之多，所获成就之众，亦远非汉唐乐府可以相比的。此外，宋代诗人之于旧题乐府、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的创作，其规模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凡此种种，均为王辉斌于若干总集与别集中细心爬梳之获。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唐后乐府诗史》的出版，对唐后乐府诗的研究，必将会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