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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诗人与社会文明度有关 读书报：叶嘉莹先生谈古体诗，也写古体诗，但她一般都在诗歌本体的层面谈古体诗。您谈古体诗，是在人文历史、思想和诗人命运等层面做历史与人文层面的交叉分析，这体现了您怎样的诗歌诠释学？ 王学泰：1981年到成都杜甫草堂参加杜甫研讨会时，我就认识了叶嘉莹先生。那是她第一次回国，去国三十几年，什么都觉得新鲜，在会上还吟诵她的新作“天涯作别华千树，归来为看草堂春”（有点不合格律，也许我记忆有误）。那时我在《文学遗产》做编辑，也向她约过稿。她对诗歌理解非常细腻，因为她谈诗的稿子大多是讲课的产物，听课对象大多是文科学生。因此在每篇中花了很大的力量疏通课文，讲解难字、难句和用典。《清词丽句费评量》中的许多文章是写作文学史的副产品，除非涉及到特别难懂诗句，一般不对引文做疏通串讲。这类文章属于文学批评类，它的读者对于批评中所涉及文本都有理解能力，也不需要作者疏通与串讲。 读书报：无论是李汝伦、聂绀弩、柏杨、邵燕祥，还是谈到杜甫、苏轼、王壬秋、杨度等，您都特别强调诗歌的现实感维度。这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王学泰：1993年我去台湾参加一个关于饮食文化的研讨会，会上认识了林海音先生。她主持一家“纯文学出版社”，当时我就想“饮食”大约有完全属于技术操作的“纯饮食”，文学恐怕很难有完全属于操作技术的“纯文学”。文学不管雅的，俗的，文的，野的，高级的，低级的，都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阅读文学作品都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我论诗人比较关注诗人与社会的关系，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诗人是关系到社会的文明度的。王蒙先生有一次说起，他被划为右派到新疆改造时，当地的维族老乡劝他不要气馁，“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诗人呢”？您上面提到这些诗人各有其独特性，我著文就是想揭示其个性（在诗中反映最充分）及其形成的原因。有的还没有进一步说，例如杨度年轻时很像当今的愤青，读读他的《湖南少年歌》，其“斯巴达气概”喷薄欲出。昨天读新出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封杨度给袁世凯的信混入其中，当时袁世凯已被逐出北京隐居彰徳。不久武昌起义，清廷对付不了，又请老袁出山。老袁犹犹豫豫，杨度去信为他策划什么时候出山最好。心机极深，与早年心态决然不同，但前后并非无关。 读书报：在《清词丽句细评量》里，您写到一个令人特别“震惊”的人物——“1950年北大哲学系毕业，不娶不仕，拾荒为生，兼以奉母，以游民罪劳教致死”的李发骕先生。他的同学、建筑设计师张良皋写他的四首诗中的其中一首称“生日卒年两不知”、“为君哭断黄泉路”、“鸿毛更比泰山难”，读来真是令人毛发倒竖。您和张良皋先生对李发骕的遭遇是否有过交流，还是只是由诗歌引发，才去研究这个人物的？ 王学泰：我本与张良皋先生不相识。十多年前读他写的《武陵土家》，在《南方周末》写了一篇书评，张先生年龄虽高但很活跃，马上就与我联系，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从美国讲学回来，还到社科院来看我，神聊了两三个小时。他虽是学建筑的，但知识面非常宽阔。后来他将自费印的旧体诗集寄给我。其中有悼念老友李发骕的诗四首。我之所以关注这一组诗，不仅因为诗写得好，感情深厚，也由于李发骕为人特殊。最初我觉得他有点像希腊斯多葛派的哲人，注重个人尊严，忽略物质追求。后来大体弄明白其经历之后发现他不是，其生活经历的变态是当年政治运动的产物。李发骕为人高尚，在极其艰辛的条件下保持了个人尊严。我当时只是为《南方周末》撰写专栏，事先并没有与张老商量，他也是从报纸上读到我的文章后才给我打电话。 读书报：您与邵燕祥、聂绀弩等古体诗人有过哪些精神与现实中的交流？能否勾勒一下当代古体诗人的肖像特点？ 王学泰：我与邵燕祥先生交往二十余年比较熟，也读了他不少的作品。我在上高中就喜欢他的新诗，现在也爱读他的旧体诗。邵先生与其他写旧体诗的老先生不同，他常常把新诗或杂文的写作手法引入旧体诗。聂绀弩先生我没见过，但我读过他的全集，其中包括他的检查，以及他的老朋友回忆他的文章，从而也觉得他是我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我认识一些写古体诗的诗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诗人气”，为人随和。因为在文学研究单位工作很久，也认识一些新诗人，这些诗人，不管老小大多有“诗人气”，令人望而却步。第二特点是他们大都很乐观、“不知老之已至”；有些幽默感，不整天作“忧国忧民”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