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展现了记忆的重要价值：让历史变得似乎触手可及。要做到这一点，不单单是依靠丰富细节。虽然这本书确实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细节，动作、对话、表情、行动和环境，翔实而生动。但更重要之处在于，《回望》呈现了历史事件中的另外一面，常被人忽略的、隐秘的、因而读来会让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一面。
    它写强盗劫财绑架。到文献馆缩微胶片阅读机上检索上海中西旧报本埠栏目，你会找到一大堆记录，在上个世纪最初一二十年，城市近远郊县每每发生杀人越货事件。但是从史料中你不会读到强盗挥手把灰鼠袍和散碎银两扔给乞丐那种场景，你也不会读到那样的乱世奇景：满街绿林好汉，家家店铺关门，装有财货的箱子被拖向河边，却有一家瓷器店安然无损，伙计们齐齐站在柜台前闲看风云变幻。原来那是富庶江南的传统，强盗从不染指瓷器商号。这些故事展现了某种（如何可以这么说的话）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时刻。即使隔开了数十年，即使透过讲述者（有可能已被误植）的记忆，即使有些故事来自早已丢失语境的旧日文献（日记书信），它们仍保存了充沛的往昔生活气息。那些人物活在世俗日常中，而不是活在某种“历史意义”中。然而，就像真正的历史一样，于凡俗日常中突然出现了那一刻，在那一刻，历史展露了它的真正面目。
    在黎里旧家，“父亲”的老同学家中发生了一起人伦畸乱事件。女主人与租客青年医生私通，男主人愤而自杀。女主人霸占家产招赘情夫，不曾想若干年后情夫又与美貌儿媳有染。这也没什么，小说中常有，可作者最后补记一笔，那位为乡人侧目的青年医生，竟然也有他的另一面人生，他是革命者的同路人，抗战期间，危难时刻，把重要消息传递给地下党，保护了组织。这位青年医生的奇异人生，似乎向读者揭示了人物命运与其性格之间的某种精确关系，足以用一部小说的厚度来加以诠释。他之同情革命，与他对日常伦理的蔑视有没有什么秘密关联？或者，正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如此惊世骇俗，所以他甘冒风险出手帮助地下党实际上也是天性使然？
    作者的父亲是四十年代著名的“上海谍报团”成员，这个坚持抗战的中共地下组织因受东京佐尔格小组的牵连被日本特务机关破获。在作者笔下，危险复杂而“铁的逻辑”的秘密革命工作却也同样有另外一种视角，为钱所困、仓促应战而不得不采取的各种临时举措、即使在严密工作纪律下也难以避免的人性疏忽。违背了严格的秘密工作规则，书中的两位从事两条不同工作线路的同志却被安排住在一起，显然这会大大增加暴露风险。如果他们跟房东之间没有那些矛盾芥蒂，也许能有机会逃脱追捕。尽管本书有关段落其重点并不是详细展现父亲所参与的革命地下工作，但有些片言只语的记录往往揭露了被史传小说影视各种文本所忽略的真相。比如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我们在很多回忆录和研究报告中读到有关事件人物的传奇纪录。我们读到在不同线路上工作的情报人员事后声称是他们得到了这条重要情报，是秘密战线上的重大胜利。本书中却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故事，“父亲”所属情报小组也向上级报告了战争将于八日爆发的消息，然而那却是一条伪造的假情报，一半是分析，一半靠猜想。等到事后上级追问来源，情报提供者甚至吹嘘说情报得自日本皇族。这个类似格林笔下哈瓦那特派员和勒卡雷笔下巴拿马裁缝的假情报故事，奇妙地让我们感觉到触摸到了历史真相。因为确实，假如跑到文献馆查阅中英文旧报，你一定会发现在当时，每个人都确信战争即将爆发，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知识和判断来猜测那个具体日期。
    这是一部关于“父亲”和“母亲”的记忆之书，由于他们勇敢地投身于历史之中，他们的记忆也就成了历史本身。“父亲”的家族如何在上个世纪初的社会转型中渐渐败落，“母亲”的家族如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城市工商业发展过程中繁荣，他们如何并不十分自觉和自主选择地最终加入了革命阵营，正是上个世纪中叶一代青年齐齐左转的过程缩影。读者甚至也能从“母亲”在49年后加入干部训练班的故事中看到中共建国之初的艰难——严重缺乏各方面的干部和人力。正如我们先前所说，书中人物从未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将会在某种程度上融入历史，他们只是日常地生活着，但总是有那么一个选择关头，总是有那么一个戏剧性时刻，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个角色。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是一部激情和伤痛史，从那个时代过来，无论家国和个人都充满创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反复不断地讲述那段历史，讲述那些事件，正是对这种精神创伤的矫正和治疗。反复地、不断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通过叙述来重现那些事件，而不是急于去理解它们、急于给它们寻找某种因果关系，才是面对历史当务之急。这不仅是有关回忆和心理分析的隐喻，这正是叙事本身的意义所在。就像《回望》书中提到母亲的那一句话：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这正是记忆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