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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莎翁十四行诗 屠岸先生的家位于北京和平里的一个普通小区，他1961年定居于此，至今已半个多世纪。先生的书房兼做卧室，空间不大，却被书籍“侵占”了大半：书柜里装满古今中外的诗集和文学作品，床边的地板上也堆立着一摞摞半人高的书籍。冬日的阳光透过树枝和南窗，斜斜地落在深棕色的书桌上。 天气寒冷，屠岸先生在毛衣外面又套上保暖的棉衣，但依旧神色清朗，一身素淡益显儒雅的长者之风。 半个世纪来，他和这间书房几经沧桑。“文革”结束后，屠岸先生将其命名为“萱荫阁”，沿用了母亲的画室名，既是纪念母亲，也是“用母亲的勤奋、善良和坚韧激励自己”。 在“萱荫阁”，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济慈诗选》的翻译；将自己1940年代翻译、1950年初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精心修订了数次，使之成为莎翁十四行诗最经典的译作。 与屠岸先生的谈话，正是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这部经典译作展开。 “40年代中期，我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之初，就被莎翁十四行诗的艺术所征服。”屠岸先生说道，“十四行诗音韵优美，形式整齐，每一行都是抑扬格五音步，整首诗的押韵也十分讲究。” 但是对于初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屠岸先生谦逊地说：“40年代翻译的版本，现在看，有的语言比较陈旧，有的比较幼稚。我一直在不断地修改，使其能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 他早年翻译的莎翁十四行诗，给很多人带去了精神慰藉。在“文革”时期，他的译本以手抄本形式在下乡知青、部队战士间流传。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青年诗人高洪波对屠岸说，他在云南当兵时曾与战士们共读莎翁十四行诗。他当即背诵了一首，屠岸发现果然是自己的译文。 初版60多年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不断再版再印，累计印数达50万册以上。每新版一次，屠岸就要精心修订一番，他感慨，“译诗难，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难”。但他又说：“以后如有机会，我还将再进行修订，因为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琢磨、改进，是无止境的。” 为什么翻译莎翁十四行诗如此之难？屠先生说，难点有两个，一是形式，一是内容。“不仅要译出原诗的韵律、节奏之美，还要译出原诗的神韵与风格之美，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合一。” 在屠岸对莎翁十四行诗的几次大的修订中，卞之琳先生的翻译理念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1962年，我首次登门拜访卞之琳先生，把我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给卞先生看。卞先生对我的翻译是肯定的，但认为还需要修订加工，并亲自为我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第一首作为示范。卞之琳主张诗歌翻译应神形兼备，在‘形’上要遵从原诗的格律和韵式，用中文的五个顿代替英文每行五个步，同时原文如何押韵，中文也如何押韵。这种方式的首创者是孙大雨，卞之琳加以改造后完善，形成译诗形式上的典范方法：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亦步亦趋。我根据这一原则，进行了全面修订加工。” 屠岸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有一个特点，每首诗译文后都附有一篇“译解”，对这首诗的内容和形式作了说明和解释，以利于读者对原诗的理解。这种加“译解”的做法，受到冯至先生的肯定和赞赏。 “文革”前夕，屠岸借用卞之琳先生的借书卡，从社科院外文所资料室借了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集注本》中关于十四行诗的一卷。所谓“集注”就是外国许多注释家的注释集中收在其中，屠岸据此又把每首诗的“译解”做了调整。 修订后的莎翁十四行诗于1981年出版，卞之琳在《译诗艺术的成年》一文中，认为新版本更加“谨严、光润”，并把屠岸译作作为“译诗艺术成年”的例子。 “按照卞先生译诗原则译诗的，还有杨德豫、江枫、方平、黄杲炘等人。我认为把英文诗翻成当代白话，成就最高的是杨德豫，他翻译的量不多，面不广，但精益求精，他是中国诗歌翻译的一个顶峰，很难超越。”屠岸说。 卞之琳先生也翻译过10首莎翁十四行诗，收录在他的译文集中，但没有收录他为屠岸示范翻译的那一首，屠岸至今都颇为遗憾：“他的手稿给了我，自己没有留底，而我在‘文革’时两次被抄家，丢失了，极为可惜。” (责任编辑：admin) |